私营部门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局限与改进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全面性和变革性的发展议程,需要各国政府、市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多个行为体共同努力来实现.但是,由于私营部门本质上追求盈利的性质,国际社会关于私营部门在2030年发展议程中的地位与贡献尚存争议.本文分析了私营部门在2030年发展议程中的地位,指出私营部门从过去发展议程的边缘者成为2030年发展议程的重要力量,揭示国际筹资体系的变革与2030年发展议程的转型目标是私营部门地位提升的重要动因;阐释了私营部门对2030年发展议程可能提供的资金贡献、行为贡献和创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私营部门实现2030年发展议程的补充性作用、不平衡参与和模式变革的艰巨性等局限因素,并从政策环境与自身实践两方面提出了改进私营部门对2030年发展议程作用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参与和塑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和贡献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冲突加剧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来源及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引发联合国国际和平安全议程的重大调整及规范竞争。中国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推行国际和平安全理念及方案的重要平台。安理会中的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投票权、联盟结构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参与和塑造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日益重视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塑造安理会议程,但未能充分参与决议草案起草且被排斥在美英法组成的核心磋商圈之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关键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显示了使用否决权的意志。中国在安理会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仍居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中的角色应随着客观环境和需求的改变而作出调整;提升中国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通过交流、交锋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将是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的长期任务。     

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

冷战后建设和平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人的安全”话语开始兴起,因此,需要把人的安全置于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来认识。建设和平的两大支柱——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与人的安全的两大核心要素——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具体表现为“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结果是对制度建设关注有余,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重视了人的政治安全,却忽视了人的经济安全。这样,建设和平的结果是建设了“虚幻的和平”,人的安全表现为“虚幻的安全”。崛起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关照了被“自由和平”轻视的经济发展这一支柱,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21世纪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而人的安全保护则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结合。这可能才是建设持久和平之道。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及其实践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当天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07年度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200多名全球各行业的领导者、企业家和环保主义者汇聚一堂，共同关注并商讨如何遏制气候变化以及如何依靠有限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等当今一系列重大环境问题。同一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     

向人回归：中国的“人的安全”路径

“人的安全”概念强调普通人的安全和福利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幸福。它已成为新的研究和政策议程的组成部分。人的安全从出现开始,就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讨论,但政府很少使用该术语。就政策领域而言,中国式“人的安全”路径的一个特点就是接受或发展了人的安全的思维并付诸实践,或是殊途同归,但不使用“人的安全”这一特定术语。然而人的安全的本质却反映在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并且随着国内政策思想而转变为“以人为本”。人的安全已经嵌入中国的安全思维中。作为理解、解释以及更好地分析安全的新视角,引入“人的安全”和“以人为本”是对研究和政策议程的一个积极发展。在中国语境中,尽管“以人为本”的原则并非人的安全最完美的对应物,但它至少表明,当处理国内外与安全相关的事务时,个人安全比过去更加重要了。比起接受“人的安全”这个术语本身,中国更愿意将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作为政策导向。“以人为本”和人的安全是互相联系和本质一致的。     

正义战争理论与“人的安全”: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观念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新的主题,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安全观上的范式转换。然而对于这一扎根在自由主义之上的理念,学界多从实践角度进行探讨,对其内涵的研究相对贫乏。本文以战争——与人的安全直接相关的要素——为切入点,在正义战争理论传统的回顾中,通过何人之安全和人之何种安全这两个问题,揭示和分析人的安全观念的复杂与矛盾之处。作者无意否认这一理念的意义,而是期望通过此文提出的问题,引发学界更多的注意和更深的思考。     

“人的安全”理念的形成及其实践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传统安全威胁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安全理念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人的安全"理念应运而生,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推广.     

“中法文化年”对国际文化交流带来的启示

2003年10月至2005年7月中法两国先后互办“文化年”活动, 这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 它也给国际文化交流的对象、形式、内容、基础、目的、前景等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 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国际核不扩散形势与世界安全——“第一届中英智库安全战略论坛暨国际核不扩散形势与世界安全”选辑

2010年11月10日,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与英国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RUSI）在北京共同举办＂第一届中英智库安全战略论坛暨国际核不扩散形势与世界安全研讨会＂。英方学者提交的论文可以反映西方主流智库学者在国际核裁军及核军控问题上的基本看法,现将其中两篇英文和中文翻译摘要刊出,以飨读者。     

国际气候安全与气候技术合作困境与对策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带来严重的国际安全风险,气候问题已经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气候安全的治理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技术的选择及其全球普及程度。当前,国际社会积极利用先进气候技术实现气候安全面临着多重困难。文章对国际气候技术合作存在的障碍、未来合作方向和机制建设进行梳理,并以中美气候技术合作为例,探讨克服气候技术合作障碍的可能路径。解决气候技术合作难题,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和行业技术规范的供给。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碳排放国,宜进一步加强气候技术合作,履行大国责任,向发展中国家积极转让清洁能源技术,并借此契机重塑彼此互信,扩大科技领域的合作空间。     

安全观与东盟气候变化认知及政策

东南亚是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作为东南亚重要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对基于物质条件与能力的解释的补充,从观念的影响出发可以为理解东盟气候变化安全认知与应对政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由于地理暴露度与社会经济脆弱性,东盟面临着高度的气候变化风险。而东盟如何认知与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安全威胁,除了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外,还受到其综合安全观的框定作用。在综合安全现的影响下,东盟对气候变化安全的认知与应对表现出三个特征,即将气候变化安全诠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多领域综合性应对措施以及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目前,东盟的主导安全观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综合安全观,但随着\"人的安全\"思想影响的增强,东盟气候变化认知与应对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安全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必经过程。在非安全领域的问题能够造成(潜在)威胁并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程的前提下,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本国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以及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决定该国是否将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家有关自身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是核心因素。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安全化上的行为表明:若某非安全领域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距离可以等同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威胁,那么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受到较大威胁,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较小,这将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未受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小。第二,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受到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大。为了限制国家在安全化行为上的反复变化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的障碍,联合国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促使气候变化\"集体安全化\"。     

21世纪的国际能源安全问题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导致能源安全观的重塑,追求供需安全的传统能源安全观正被一种新的综合能源安全观取代。综合能源安全观不仅涵盖了供应安全和需求安全,而且广泛地涉及环境、气候和人的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面临一些重大的能源安全问题,包括能源储量集中于战略空白区、能源需求的集中、能源资源密集型国家去稳定化、不可抗力、能源运输阻塞点、不确定的投资环境、资源民族主义和气候变化。除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能源安全议题外,中国能源安全还有其特殊性,化石能源峰值,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耗过快,不仅制约了化石能源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进口依赖度将不可逆转;从全球化时代的综合能源安全观来看,中国严重依赖煤炭,形成了一种不安全的能源消费结构;在当前能源消费结构下,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因此,能源安全的根本之路在于加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投资与研发,不断扩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归根结底,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下,重构能源消费体系对于解决上述所有安全问题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or Whom the Discourse Shif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pril 2007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debate on the security dimensions of a changing climate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Specifically, our analysis focuses on whether and how security concerns have been addressed in pa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eb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considers whether the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which emphasized the threat of climate-related conflict, reflects a discursive shift. We elaborate on two general discour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which we call 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 Using conten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we demonstrate that both the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debate and the more recent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have been informed by th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discourse, meaning that a discursive shift has not taken place. We conclude by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future discursive shift to the environmental conflict perspective and argue that such a shift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to the search for an effectiv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全球能源治理的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能源国际合作和竞争都是国际体系内的突出现象。2012年以来,中国的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欧美反倾销等制裁。新能源领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这些事件背后的意图不仅是因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影响到有关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和竞争力,而且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之间围绕新能源发展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深对国际合作的需求,并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既有全球主义下的合作也有功利主义下的竞争。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应该包括全球能源治理、国际交流对话、双边合作等三个方面。中国要倡导能源全球主义的发展理念,通过合作共赢参与和塑造国际能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合作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发展及全球能源的共同安全。     

何以安国？“和”以安国

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熔铸了和平基因与义理安全观。温润的文化特质和整体守成的历史实践将崇尚和平融入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非侵略性与非扩张性,并塑造了重视道义和正确理念的义理安全观。义理安全观以国家对义利的认知与抉择为核心线索,倡导“慎战”“义战”“崇文宣武”的和平理念,反对利益驱动的不义战争;坚持“仁之于人,义之于我”的内治方法,反对以道义为名对其他国家的道德绑架;弘扬“命运与共”“协和万邦”的大同理想,反对将本国利益置于他国乃至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义理安全观从理论基础、安全路径、安全追求等多个方面超越了西方传统的权力安全观与集体安全观,其思想精髓为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历史滋养。在和平赤字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弘扬具有中国特色且契合时代需求的国际安全观,有利于突破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形成的安全困境话语桎梏,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供中国智慧。     

How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Matters: Revisiting Alliance Violations in Context

We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alliance politics by developing a signaling theory linking past alliance violations with the formation of future alliance commitments. In our theory, past violations Are useful signals of future alliance reliability conditional on whether they effectively separate reliable from unreliable alliance partners. It follows that states evaluating potential alliance partners will interpret past violations in their context when deciding to enter a new alliance, attaching less weight to violations in “harder times,” when many states are defaulting on their alliance commitments together, and more weight to violations in “easier times,” when fewer states are defaulting on their alliances. We test our theory and find that states are empirically more likely to form new alliances with states that violated in harder times compared to states that violated in easier times. Th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how scholars understand and estimate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