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规制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武力强制措施的实施方式,由于制度性不足,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异化为霸权主义的工具.授权使用武力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联合国应该将之作为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并就其法律依据、目的、效力范围、接受授权国家的权限、实施的保障措施等实体和程序性规则作出具体规定.     

致命性自主武器国际规范大国立场差异分析

致命性自主武器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但大国在如何限制致命性自主武器上的规范立场存在明显差异,具体包括反对限制、中立平衡和支持限制三类立场。其中,能力水平顶尖的超级大国和能力水平有限的大国都倾向于反对制定具有约束力的限制规则;能力水平落后的大国则更倾向于支持限制的立场;能力水平领先的大国总体上倾向持中立平衡立场,但外部压力会影响其立场选择。在可见的未来,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应用将更为广泛,军备竞赛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限制致命性自主武器的支持将逐步增强,但短期内在联合国框架内达成具有国际法约束力规则的可能性仍较低。因此,中国应继续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参与致命性自主武器国际规范的构建,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合作,推动建立更为适用的国际规范与全球治理框架。     

论国际法上的禁止使用武力

国际法上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和平基石。在具体实践中, 应当对“武力”一词进行狭义的解释, 即仅指武装力量或军事力量。传统国际法中的习惯法并不禁止武力, 禁止武力原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逐步由协定国际法确立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已经是国际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并且是一项强行法规则, 任何武力的使用都应该受到控制, 并被限制在联合国的框架内。     

历史比较视野下自主武器军控规范争论及其走向

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军备控制发生重要变化。在围绕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发生的规范争论中,各方面对未来技术发展及其风险后果的不确定性提出竞争性的预期,就预防性的军控规范展开博弈。与杀伤人员地雷、集束弹药等军控议题领域的规范博弈相似,自主武器规范争论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自主武器的使用可能产生的人道主义风险与道德后果,究竟是源于其固有特性,还是国家开发与使用自主武器的行为方式？为倡导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禁止和管控自主武器,跨国倡议网络尝试界定自主武器的固有特性,论证其与负面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但未来技术不确定性使其面临一定困境。拒绝制定国际公约的美国则尝试利用这种不确定性,证明国家可以通过引导和调整开发与使用自主武器的方式,减小乃至消除其风险与后果,但其论辩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对自主武器规范争论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使之明显有别于其他军控领域。双方在支持者的争取方面处于相对平衡的态势,同时双方各自构建的阵营均具有内部异质性。规范争论不再是界限清晰、立场分明的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一个观点立场复杂交错的关系网络已然形成。     

儿童兵规范的演变:国内武装冲突局势下的儿童保护

冷战结束后,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儿童沦为国家武装部队与武装组织招募的对象。儿童兵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儿童从武装冲突的受害者转变为施暴者,导致国内武装冲突更加血腥、更难结束。为说服武装冲突各方放弃招募和使用儿童兵、打破\"冲突—招募—冲突\"的恶性循环,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采取了诸多举措,积极致力于倡导和传播儿童兵规范,把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儿童保护问题提升至国际与国内的和平与安全议程。从理论层面而言,儿童兵规范兴起与传播的动力和逻辑值得关注。第一,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作为规范倡导者,在儿童兵规范的兴起、发展与扩散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儿童兵规范的传播对象突破了国家行为体的范畴,日益重视对武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教化。第三,儿童兵的议题特征也有助于其规范的广泛传播。第四,时代背景也为儿童兵规范的兴起和传播创造了有力的政治条件。     

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

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的自主武器军备控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     

国家安全视角下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与应对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从法律层面界定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其中包括维护在南极等新型领域的国家安全。由于中国南极事业的开展须遵循一系列的南极法律规制,因此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南极法律规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和平利用与非军事化、搁置和冻结主权要求、科学研究自由、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海事安全以及全面保护环境等。近年来,随着人类南极活动的扩展,南极法律规制出现了一些前沿性的问题,如南极主权要求国仍然强化权利主张,南极旅游和非政府活动、航空活动、特别区域保护等规则酝酿发展以及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面临重新谈判等。这些趋势将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可通过国内立法、发布政策文件、积极行使享有的国际法权利等途径来维护国家的南极利益。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外援助在二战后呈现出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对外援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适用于对外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对外援助行为的国际条约以及指导对外援助实践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决议三类,这三类法律文件构成了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对外援助因理念和原则不同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援助,在对外援助领域独树一帜,但是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实践者和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政府应依据国际法律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制定和完善对外援助国内专门立法;重视并积极推动对外援助国际法治进程。     

Mismatched Deterrents: Preventing the Use of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The basic logic of graduated deterrence worked fairly well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s each level of aggression was to be deterred by a matching response. But this logic has now been undermined vis-à-vis future rogue state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ttacks by the spread of dual-use technologies that can be diverted to weapons, and by decis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democracies to forego possession of chemical or biological weapon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some of the serious difficulties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deterring chemical or biological attacks, ranging from nuclear escalation to a reliance on supposed American advantages in conventional weapons. Lumping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together with nuclear weapons into a new category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s a very imperfect solution.     

俄罗斯远东地区商品市场发展趋势及开发对策

俄远东地区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恢复尚需时日。输出以采掘工业产品为主。输入以加工工业产品为主,这种市场供需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生活资料市场在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很大变化,商品饱和程度大为提高。开发远东市场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另外。我国开发俄远东地区商品市扬,首先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扶持力度;其次要调整沿边对俄互市贸易区建设和发展的思路与作法,创造条件实现互市贸易区的升级;第三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俄远东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和在其境内开展加工贸易。     

Simplicity and Spook: Terrorism and the Dynamics of Threat Exaggeration

It has been common, at least since 1945, to exaggerate and to overreact to foreign threats, something that seems to be continuing with current concerns over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This paper sketches threat exagger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applies the experience from that era to the current one. Alarmism and overreaction can be harmful, particularly economically. And, in the case of terrorism, it can help create the damaging consequences the terrorists seek but are unable to perpetrate on their own. Moreover, many of the forms alarmism has taken verge on hysteria. The United States is hardly "vulnerable" in the sense that it can be toppled by dramatic acts of terrorist destruction, even extreme ones. The country can, however grimly, readily absorb that kind of damage, and it has outlasted considerably more potent threats in the past.     

《禁止核武器条约》之困境及出路

2021年1月22日起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核武器的拥有、研发、储存、转移、试验、使用或是威胁使用等行为,从而将核武器完全非法化。尽管《禁止核武器条约》反映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和无核世界的愿景,但该条约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面临着不小的困境。从理论上看,《禁止核武器条约》以确立禁核规范来推动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弃核的逻辑基础并不牢固,因为规范可能退化甚至被颠覆,未必能够对国家产生强有力的约束。在现实层面,《禁止核武器条约》则因为全盘否定核威慑的重要性而遭到拥有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的联合抵制,并暴露出该条约忽视部分国家的安全关切、损害国家自卫权利以及忽略裁军核查机制等不足。鉴于国际社会围绕《禁止核武器条约》产生了诸多争议,未来,该条约还是应当落脚到分步骤、渐进式的核裁军路线上来,需要在提供安全保证、区分禁核情形、建立核查机构,以及加强与不扩散国际机制兼容等方面进行完善,以促进当前核不扩散国际机制的改革和推动陷入停滞的核裁军进程的持续进行。     

Weapons as political symbolism: the role of US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role of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TNWs) for NATO today. Historically, TNWs fulfill five objectives. First, they provide a deterrent by denial capability. Second, TNWs serve to deter TNWs by other countries. Third, as the most ‘useable’ of nuclear weapons, they offer militaries solutions to a small target set of hardened targets. Fourth, they bridge the interface between nuclear and conventional forces, maintaining linkage up the ladder of escalation. Fifth, they serve as a powerful political symbol of an extended deterrent commitment. While the perception is that their utility for NATO in plausible European contingencies is low, we argue that there is variation i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oles of TNWs. We submit that, in general, the first role has lost its significance but the other objectives remain relevant to NATO's present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especially as a symbol of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and as a safeguard against Russian belligerence. Accordingly, TNWs remain a significant part of NATO's capabilities and should remain deployed in Europe.     

特朗普政府重整核军备动因研究

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致力于重整核军备,大力推进美国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其奉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动力有：美国认为,俄罗斯积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迅猛发展,其他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政治重回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美国世界霸权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把核力量作为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石,不仅大力推进战略核武器的研制与部署,还重建战术核力量,中国的核力量现代化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朝鲜和伊朗在核力量建设方面也取得进展,美国对上述国家核力量发展高度疑虑;美国战略核力量因受精确打击威慑等军事学说的影响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降低,长期投入不足,核武器库老化严重;美国核力量部队因冷战后爆发核战争可能性降低,战备松懈,管理混乱。特朗普政府的重整核军备政策固然可以进一步提升美国战略核力量的优势地位,但它也会相对削弱美军常规力量优势,甚至会出现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情况。美国重整核军备必定会引发核军备竞赛,从而动摇全球战略稳定。     

武装无人机与战争变迁：以社会-技术系统为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武装无人机成为新军事技术的象征,理解其军事和战略影响成为重要的课题。在既有的讨论中,支持者沿着功能本位论证无人机让战争变成了精确的外科手术,质疑者从价值本位批评它将战争变成了暗杀。两派在争论中各执一端,但都共享了将无人机器物化和静止化的预设。这些技术预设限制了我们对无人机变革与战争关系的思考,为此,引入技术社会学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概念。该概念认为技术不是静止的,一直处在变革中,技术变革不是器物的变革,是与器物相关的系统变革,是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以此观之,无人机不是单独的器物,而是一个与社会无缝连接的系统,其演化的动力是技术利基、客观环境和社会制度三者相互作用,它经历了诞生、发展和制度化三个阶段。当前,无人机系统正处在制度化阶段,它与既有制度在资源分配、独立建制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冲突和融合。如果没有技术突破和战略环境的剧变,这种冲突和融合将会长时间存在,这决定了当前无人机战争的含混性和复杂性。社会-技术系统的视角有利于思考技术变革和战争变迁的复杂性,并为应对未来的无人机战争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