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

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德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主要特点，即：对中国的所谓崛起心态失衡、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及无视历史事实曲解中国政策、干涉中国内政。文章认为，这些负面报道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也损害了德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利于中德双方共同利益的发展。希望德国媒体能相应地调整对华态度，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论为中德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韩国人对华负面认知与中国对韩公共外交途径

中韩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但近些年,两国关系由"暖"变"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韩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而应积极加强对韩公共外交,促进两国友好关系顺利发展。韩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中韩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意义不仅局限在两国关系上,它对于改善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主要就韩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及其对中韩关系所起的负面影响作用以及应对之策,做简要分析和探讨。     

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基于焦点集团访谈的研究结果

本研究以生活在首尔的韩国青壮年中的意见领袖为对象,通过FGI方法调查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对中国非常关注,但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都偏向负面。如,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有偏见;认为虽然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但发展水平仍很低;认为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大、食品不安全、治安差、不注重环保、市民修养低等。受访者对中国崛起充满担忧,认为中国崛起后会成为霸权国而威胁韩国。在中韩关系方面,他们不认为中国是可信任的合作伙伴,虽然希望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不愿承认韩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韩国人对中国的上述认识中有一部分是刻板印象,其成因是社会制度差异以及诸多历史原因。他们对中国流露出不信任、自尊、自卑以及受害意识等复杂情感,也促成了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19世纪德国之中国书写的四重蕴涵

19世纪德国的中国书写与想象,其蕴涵较为复杂。作为负面形象的“中国”发酵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普鲁士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因而它常常被自由主义者引为反抗普鲁士强权的政治与文化隐喻,即一种用以躲避文字审查的文学修辞策略。受此影响,“中国”成为德国普通民众娱乐消遣的虚构素材库;同时,出于19世纪末德国政治与外交的需要,“中国”又曾是德国所期望的远东市场及军事同盟候选国。德国19世纪政治、文学、娱乐、经济与军事领域的中国书写相互关联又彼此影响,德国学者、文人借创造“中国形象”来完成符号化的意指过程,以达到实现自我的最终目的。     

韩国潜在旅游者对中国旅游形象的感知研究

本文在国际旅游情境下,从韩国潜在旅游者的视角,对中国旅游形象的感知进行了分析。韩国潜在旅游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有积极正面的认识,但对中国国民和环境管理评价较为负面;韩国潜在旅游者对中国旅游情感形象是积极正面的;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的韩国潜在旅游者对中国旅游形象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期待本研究能为中国旅游形象塑造和国际旅游市场开拓提供有效依据和实践指导。     

别林斯基的中国观及其与俄国汉学的关系

别林斯基笃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崇尚欧洲中心主义,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和制度,批评中国人的愚昧和保守。比丘林和德明等俄国汉学家基于中国文献和现实观察的汉学著作丰富了别林斯基的中国知识,也为其利用中国形象表达个人立场提供了例证。中国作为亚洲历史最悠久的封建专制国家,一直被别林斯基作为证明西方文化优越和俄国现实黑暗的负面参照。     

论谷崎润一郎首次中国之行后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

谷崎润一郎在其首次中国之行后,创作了大量描述中国形象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因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来的形象,谷崎以"我"的身份来注视和描述中国的同时,中国也传递了谷崎这个言说者以及书写者的某种意识形态和浓郁的东方主义情绪。文章通过采用形象学和东方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谷崎笔下美食、美景和美女所蕴含的深刻内涵。     

越南《年轻人报》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以2010年与2011年为例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越南《年轻人报》2010年和2011年所有涉华报道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以考察《年轻人报》中的中国形象。定量分析表明,《年轻人报》赋予中国全方位的关注,对与中国政治、经济相关的重大问题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广泛报道。定性分析表明,《年轻人报》中的中国形象是矛盾的,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共存。一方面,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得到《年轻人报》的充分肯定,并且中越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育领域的交流频繁,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中国与多国关系紧张,中国国内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商品质量等问题受到关注,中国被认为对越南的主权构成威胁,中国产品挤压越南产品的市场空间,中国出口的假冒伪劣产品威胁越南民众的安全。基于《年轻人报》上大规模语料的分析能够使我们更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在越南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在全球化时代,海外华文传媒是在国际上树立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参与者。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家形象的涵义与特点,分析了制约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与现实因素,指出海外华文传媒在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改革开放、民主法制的国家形象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文章还介绍了中国塑造自身国家形象的方式,并强调国家形象塑造的主体必定是中国自身,海外华文传媒只处于向世界真实说明中国、构建良好中国形象的附属地位。     

中国形象的现代建构——探讨中国形象的现代性根源

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崛起将树立怎样的大国形象已成为世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停滞性的话语、全球化的冲击、地域意识的提倡,构成了中国形象的现代建构的宏大的叙事背景,也为从现代性视角探讨中国形象的现代建构提供了思考与启迪。     

法国学界对于中国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8-2018年中国研究数据

当前,国内研究法国学界对于中国的研究结论两极化趋势十分明显,要么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十分正面;要么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十分负面,这非常不利于中国深化与法国的双边关系。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法国学界在2008年之后对于中国的研究的观点和看法,笔者采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法国学界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本文依托数据文献统计研究法,对"科学网"(Web of Science,WOS)所收录的相关文献数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可视化软件,绘制相关的科研成果图谱。本研究初步厘清了当今法国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热点和研究状况,为将来中国学界进一步加强与法国学界的交流及合作提供合理化建议。     

新冠疫情背景下法国《世界报》建构的中国形象

新冠疫情爆发,中国成为抗疫与舆论的主战场。某些西方主流媒体“抹黑”、“污蔑”和“甩锅”现象激增。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量化质化相结合的方式,对2020年1月至4月《世界报》308篇涉华疫情报道进行编码分类,归纳总结出四种主要负面形象,囊括社会、经济、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从报刊、记者、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等方面探析其原因,知己知彼,以期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广西东盟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启示

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某一国家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笔者通过对广西东盟留学生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来了解东盟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问卷数据统计结果显示,留学生来华前和来华后对中国形象的看法不同,来华后对中国形象的看法好于来华前。不同国籍、了解中国的不同途径以及来华后不同的适应程度,导致留学生对中国形象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相关部门应当有效促进留学生同中国同学、居民的交流,以便留学生从更多渠道了解中国,从而通过留学生及其社会网络来传播和构建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形象的书写转向——从洛蒂《北京最后的日子》的异国情调说起

在西方人的作品中,中国形象素来代表着一种东方的异国情调。法国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描述更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早前时代。但这漫漫几百年中,关于中国形象的书写却并不“均质”。尤其是自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形象更惨遭贬抑、污蔑、丑化。“异国情调”之“异”也从伏     

艰难的自我建构——解读电影《望乡》中的"南洋姐"阿崎婆形象

日本电影<望乡>中的"南洋姐"阿崎婆形象在社会论范畴内一直被解读为批判社会制度的符号,然而这一底层受损害的女性形象在本体论范畴内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阿崎婆曲折的生活经历不仅详细地叙述出女性的自我在权力话语的抑制下不断异化的过程,同时也表明,在底层女性的个体存在中,被压抑的自我依然潜在,并且经过女性主义的人文关照后会破茧重生,展现出它应有的社会价值.     

《蜻蛉日记》的一人称叙述视角

《蜻蛉日记》作为日本女性日记文学的嚆矢,采用了同故事叙述的一人称叙述视角,历史现实中存在的真实作者及其写作叙述行为,以及展示在文中经历事件的"我"的行为,是同一个主体在不同次元上的表现。《蜻蛉日记》虽然是回顾性叙事,但主要以经历故事时的经验自我的有限视角进行"即时"叙事,并融入大量内心独白与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出生动的临场感与真实感。同时又在不经意间偶尔穿插故事讲述时叙述自我对事件以及"经验自我"的解释或者评论,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双重聚焦,或分离或重合,使第一人称叙述者—人物"我"的形象逐渐丰满。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公立初等学校对大革命形象的重塑

在19世纪,法国广大农村民众对大革命存在相当负面的认知,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在大革命中诞生的共和国的政治基础,甚至导致共和制度两度为帝制所颠覆。为了扭转广大农村民众对大革命的负面认知,巩固共和制度,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在初等学校大力开展大革命教育,树立大革命的正面形象,为共和思想在法国的根深蒂固提供了巨大的助力。第三共和国学校大革命教育凸显出国民思想政治教育对稳固政体的重要作用。     

觊觎、憎恶和望尘莫及?——1984至2009年俄罗斯平面媒体文本中的美国霸权形象和俄罗斯自我形象

本文选取了1984年、1994年、2004年和2009年中的共计20周的时间段来研究俄罗斯两家主要日报《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中美国形象的演变。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一时间跨度是巨大的:从20世纪80年代表面的稳定霸权到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再到21世纪初期初步回归大国地位。本文在讲述美国形象演变的同时也描绘了俄罗斯自我形象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的美国形象是摩尼教的,而在90年代,阐述的美国形象是最为友善的。2004年和2009年的案例反映了一个自信的俄罗斯重返世界舞台的事实。美国再次屡受指责,但仍然和以前一样是俄罗斯衡量自身的标准。     

申京淑作品中女性角色“离别”行为的象征意义——以《寻找母亲》和《风琴的位置》为例

韩国女作家申京淑的小说作品中出现了众多女性形象。《寻找母亲》和《风琴的位置》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代表性。而且两部小说的情节都围绕着女性角色的"离别"展开。除去"离别"的表面意义,这种贯穿小说全文的行为也表达出了女性对自我、家庭和社会的愿望与诉求。本文将结合荣格的原型分析法,分析两部小说中女性角色"离别"行为及其象征意义。     

《德尔苏·乌扎拉》:冲突年代苏联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与中苏关系?

苏联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贯穿于中苏友谊高歌猛进时期,也表现在中苏关系阴霾满天的年代,它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幻。1975年出品的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以及电影中展现的"中国形象",成为中苏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背景下的重要的文化事件。《德尔苏·乌扎拉》的波折命运是中苏关系特殊年代和"国家间政治"的副产品,也是曾经有着较大程度同质化的两国政治文化的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