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罪主体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它对于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渎职罪中，这种作用显得尤其突出。因此极有必要科学界定渎职罪主体的内涵和外延。 一 目前，各界的通说认为渎职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认识主要基于以下几种理由：第一，刑法第 397条作为渎职罪一章的统帅和一般规定，在主体上使用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第二，王汉斌同志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订草案 )》的说明中指出：“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严重不负…     

论包庇罪的司法困境及立法完善

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适用中难以妥善处理包庇罪与伪证罪、包庇罪与帮助伪造证据罪的关系,在某些具体案件的定性时往往左右为难。应通过完善包庇罪的方式来解决前述问题,在具体的完善方式上,可取消窝藏罪、伪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将三罪纳入包庇罪的规定之中,同时增加陷害罪的相关规定,形成新的罪名"包庇、陷害罪"。     

论渎职罪的类型

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行为.目前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渎职罪属于结果犯.但笔者认为渎职罪与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结果犯具有不同特征,相反却符合行为犯的特征,应将渎职犯归类为行为犯,并以此为基础厘清渎职罪在主观罪过、因果关系以及犯罪形态等方面的特征.     

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思考

徇私枉法罪,按照刑法第399条第1款的规定,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对徇私枉法罪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期抛砖引玉.     

“贪污罪”的含义

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以侵占、盗窃、骗取等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我国是侵犯财产罪的一种.主要特征有:(1)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2)侵犯的客体是全民、集体的财产所有权,侵犯的对象是公共财产.(3)在客观方面的表现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侵占、盗窃、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4)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研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是一个新罪名。它的构成特征是:犯罪客体为国家机关正常的合同管理秩序与国家利益这一复杂客体;客观方面包括时空性、失职性、被骗性和后果的严重性;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观方面是过失。实践中认定本罪应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本罪罪名宜表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司法执行阶段徇私舞弊将按徇私枉法罪论处

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阶段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将构成徇私枉法罪和枉法裁判罪。     

论监督过失理论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的适用

当前司法实践对于食品犯罪的认定存在重刑倾向。通过对食品监管渎职罪法理基础的梳理可知,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适用监督过失理论时,行为人仅负监督过失的责任,而不承担管理过失责任。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应当限定为在食品安全监督业务中享有具体和实际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的价值基础在于罪责自负原则,因而行政机关监督过失的因果关系认定有别于企业组织体内监督、管理过失因果关系的认定。同时,从因果关系角度考察,应当将被监督者故意实施犯罪与基于可信赖的被监督者之行为作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非法定免责事由。     

徇私枉法罪疑难问题探析

徇私枉法罪主体“司法工作人员”的界定应采职责说。“徇私”、“徇情”动机是主观方面构成要件,不包含徇单位、集体之私。利用职务便利是隐含的构成要件。在该罪的三种枉法行为方式中,“明知”是指有确定性的认识,但不一定要有实质性的认识;“有罪的人”的认定应采涉嫌犯罪说,“有罪的人”之外,皆为“无罪的人”;故意轻追诉可以纳入枉法行为范畴,但故意重追诉因不能为徇私枉法行为方式的最大可能含义所覆盖．故按照现行刑法规定．不能构成徇私枉法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本罪的入罪门槛,以仅设置下限不设置上限的罚金刑方式回应本罪谋利性本质,并且将本罪客观行为从“生产、销售”扩大至“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可谓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方式全面规制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罪行为.然而,其仍未解决食品监管渎职罪规定笼统、入罪门槛模糊以及本罪共犯范围过宽的问题,并未做到宽严相济、宽严有度,实现对本罪的合理规制.     

网络学术打假与学术共同体建设

方舟子遇袭与肖传国的被捕将学术界反腐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网络学术打假的功劳。网络克服了传统媒体与举报制度的诸多障碍，以“新闻事件”的形式将学术造假行为公之于众，并借助当事人及其支持者的积极互动，进行“虚拟审判”，形成强大的网上舆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对学术造假者的处理。在此过程中，作为对学术成果负有审查与评价责任的学术共同体，暴露出的腐败与失职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作为“社会的良心”，学术共同体如何加强自身建设，重塑自我，渡过信任危机？网络学术打假给我们的启示是：建立一个基于信息公开与公众广泛参与基础上的监督机制。     

“民本”思想下民众的情感基础和幸福指数

当今社会因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甚至严重失职等原因,各地不断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究其原因,均为管理者或是为了绩效,或是为了响应号召却置人民利益于不顾,这与当代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极不协调。其实,传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要求"民为国本,德治仁政,重视民意,爱民安民",而历代有作为的君主均身体力行,亦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借鉴古人做法,今天政府为人民办事更应该真心实意,由"良心"出发,真正地实现"人本",从而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     

论国家公务人员监督过失责任追究机制的构建——从矿难事故中刑事责任的追究切入

在我国矿难等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中，存在着司法机关对监督过失者无法追究或者很少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错位，造成了安全生产事故防控的困难和罪刑的失衡。化解这一司法困境的进路是借鉴监督过失理论，构建我国的国家公务人员监督过失责任追究机制。具体建议为：其一，设立业务监督过失罪和职务监督过失罪；其二，在监督过失犯罪中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其三，在司法中适用“信赖原则”限制司法权力滥用；其四，在诉讼程序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探索建立行政执法部门岗位风险防控新机制——以通州工商局“三联三防工程”为例

“三联三防工程”是通州工商局探索建立的岗位风险防控新机制。“三联三防”是指行政执法部门主动联合纪委建立岗位廉政教育工作机制，重点防控廉政风险；主动联合法院建立依法行政工作机制，重点防控执法风险；主动联合检察院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重点防控渎职风险。这一机制的建立，有效地整合了资源，借助多方专业力量，形成风险联防合力，从而打破了当前政府部门廉政建设内部循环的封闭格局，提高了行政执法部门廉政风险和履职风险防控的水平。     

THE BIOTECHNOLOGY OF SEX PRESELECTION: SOCIAL ISSUES IN A PUBLIC POLICY CONTEXT

Sex preselection is the ability to select the sex of one's offspring prior to conception. After a discussion of the potential methods of sex presele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le diffusion of sex preselection biotechnologies within sociopolitical systems. Ethical aspects are discussed w i t h i n the context of broad social issues, family considerations, social class effects, crime, religion, and medical servic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ublic policy choices that might confront decision makers should sex preselection become a reality.     

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及其预防

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是指在非公有制部门中承担一定职务的人员,利用其职务,严重危害部门利益,刑法规定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大体可以分为贪利型职务犯罪、背信竞业型职务犯罪和渎职型职务犯罪三种类型。分析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的形成原因必须从社会、非公有制部门及个人三个角度来进行,是动机、机会和条件相结合的产物。预防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增强非公有制部门信誉,净化市场环境促进良性竞争,抑制官员腐败与打击贿赂行为。预防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加强职工思想教育,重视部门文化建设;加快部门制度建设,规范市场秩序;完善相关法制和监督体系建设。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罪名确定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涉及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诈骗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多个罪名。实施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犯罪的,应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以销售假药、劣药为名行骗取他人财物之实,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关键在于把握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     

Penal Populism and the Public Thermostat: Crime,Public Punitiveness,and Public Policy

This article makes the case that feedback processes in democratic politics—between crime rates,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policy—can account for the growth of penal populism in Britain. It argues that the public recognize and respond to rising (and falling) levels of crime, and that in turn public support for being tough on crime is translated into patterns of imprisonment. This contributes to debates over the crime–opinion–policy connection, unpacking the dynamic processes by which these relationships unfold at the aggregate level. This uses the most extensive data set ever assembled on aggregate opinion on crime in Britain to construct a new over‐time measure of punitive attitudes. The analysis first tests the thermostatic responsiveness of punitive attitudes to changes in recorded crime rates as well as self‐reported victimization, and then examines the degree to which changes in mass opinion impact on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现象调查与思考

2008年以来，在N县的农村党员违纪违法案件中，党员干部占比86．4％，违纪违法的类型主要有失职渎职、经济问题、计划生育超生、滥伐林木等，表现的状态主要有法盲型、借道生财型、乱作为型、明日张胆型等。通过对近百起案例的分析发现，当前农村党员干部主要在个人行为、履职过程、村务公开、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存有较大的廉政风险。制定防范对策应从加强教育、健全制度、强化监督上着手，在加大惩处力度以打促廉的同时，还要给基层党员干部送温暖，政治上给出路，经济上提高待遇，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