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为主导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并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主体政治力量,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政治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责任——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视角

政党责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了为人民谋幸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责任。为人民谋幸福是政党责任的逻辑起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政党责任的集中体现,为民族谋复兴是政党责任的价值旨归,三者共同构成了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夯实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共识,依靠“国家—政党—人民”的政治结构、“领导—合作—民主”的政治过程以及“执政—参政—协商”的运行机制推进党际合作与治理。推动政党责任转化为实践效能,需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政党现代化的现代化逻辑,彰显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国家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党责任。     

制度、技术和理念: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何以有效——以浙江省N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弥合了城乡数字鸿沟,激发了乡村社会内在活力。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搭建“制度—技术—理念”的分析框架,剖析浙江省N区数字赋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案例。在制度供给方面,N区通过成立监管机构、搭建数字平台、完善奖补考核等手段,形成长效机制;在技术支撑方面,实现装备智能物联、数据互联共享、引入AI识别技术,推进平台更新迭代;在理念塑造方面,通过组建宣传队伍、打造宣传品牌、实施积分制管理、提升民众数字素养,营造文化氛围。N区的实践经验折射出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治理逻辑。即在制度变革层面,治理模式由碎片化转向整体协同;在技术保障层面,由技术匮乏转向统一标准;在理念转化层面,治理理念由模糊治理转向精细治理。     

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中国特色党政关系建构的制度逻辑

在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一体推进的逻辑进路中,党政关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结构,历经初步探索、框架建构、横向整合、体系深化等发展阶段。在实践变迁中,党政关系呈现出多元机制有机联动的制度机理,具体表现为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导向、党政职能分工的组织逻辑、党政治理法治化的过程特征、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提升的目标依归。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政治文化体系整合、党政治理结构创新等方面,推动党政关系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政治安全问题的微观根源：基于制度与生活逻辑的分析

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与风险社会的渐趋深化，渐次引发了现代理性对传统制度价值的撕裂式解构“，生活的政治”日渐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体验中。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视角已然无法有效概括、诠释乃至应对政治安全话语体系中的诸多问题，由此引发的理论迷思与实践困境启示我们应突破国家与社会的实体论和二元对立思想，打通从国家逻辑的宏大叙事到生活逻辑的日常叙事之间的壁障，从而在对政治安全制度逻辑的分析过程中，建构一个基于微观层面的替代性分析框架。制度的失场、僵化以及制度间的抵牾，都会成为政治安全问题衍生的结构性根源，应基于对制度与生活逻辑的细致观察而探寻政治安全实现与维系的微观基础。     

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研究视角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党的建设发展思路的战略演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既体现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的关系,又体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全面领导是连在一起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具有不可分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有其内在的机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示了“中国之治”在人类历史上世所罕见的国家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为党领导人民再创“中国之治”新辉煌提供了实践指南。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创新的逻辑理路探析——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重维度

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的重要制度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把握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创新的逻辑理路,有助于深刻而明晰地领会这一制度体系的优势、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向。在理论维度上,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基础,历经充分而系统的理论发展和创新;在实践维度上,浸润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经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淬炼;在创新维度上,反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之制度建构,是通过制度优势把人民智慧创新性地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体现。在当今世界大变局背景下,继续深化改革"练内功",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构建中"凝心聚力",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真正把科学理论和先进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的出场逻辑、可行路径及其现实旨趣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制度建设相互耦合,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推动着制度的创设和调适,促使制度日趋成熟定型。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的出场表现为制度创设发其端、制度调适启其后、制度成熟总其成的周延逻辑,构成以引领方向为逻辑起点、提升效能为逻辑展开、支撑方案为逻辑终局的完整链条。基于理论至实践的跃迁,可以从制度创设绘制全景图谱、制度调适开掘独特优势、制度成熟擘画前瞻蓝图等方面入手,来探索和寻求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在坚守价值信念、传承文明薪火和弘扬天下情怀由内而外的意义扩散中,进一步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的现实旨趣。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分析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个新的高度。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政治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位置与作用

梳理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探讨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位置与作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统一战线通过对“整体性人民”的凝聚和对多属性的“现实的人”的整合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性”,因此，统一战线是处理党与人民关系的关键抓手之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践与效能中包含着统一战线的制度、实践与效能。治理体系、党的统战能力、民主精神之间形成一种三位一体的叠加效应将共同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韧性的逻辑理路

作为消除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对抗性的高质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多”与“少”的统一，唤醒现代化力量；调适“供”与“需”的张力，维护现代化秩序；协调“权”与“权”的边界，激发现代化效能，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韧性形成的深层动力。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党—政府—人民”的主体结构、“吸纳—整合—回应”的运行机制和“协商—决策—反馈”的实践程序，克服西方现代化的资本痼疾和制度短板，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韧性。为应对现代化风险，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韧性，应积极构建适应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的政治体系，塑造回应型、法治型和效能型的治理机制，创设主体、过程和目标要素并联的民主结构。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沿着特定的理论逻辑展开与前进的,体现出高度的理论逻辑性。政治理性化、制度化与法治化是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政治法治逻辑的主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遵循循序渐进的政治发展思路、不断总结建构指导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的基本特征。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将在既有理论逻辑的指导之下,继续创新前行,最终将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体系与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紧密相结合,以一系列重大举措做出全面部署,为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党中央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建构的思想飞跃。比较两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和《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聚焦制度体系化的重要精神。治理国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国家治理是一个综合概念,这就对制度建构提出全面性、系统性、配套性、协调性的要求。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坚持党的领导在结构层次关系上居于顶层地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的层次关系,目的是为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理论的诠释。新时代把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制度、回答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坚定制度自信、提高领导干部使命担当的素质和本领、注重制度体系建构、建构急需制度和必备制度等主要任务上形成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     

多层次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实践与未来发展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为全球、地区、国家和社会等不同层次的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彰显了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紧密联结、协调推进的重要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应从“全球—地区—国家—社会”的整体视野理解和解决治理问题。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层次治理直面的对象与问题虽然有差异，但仍处于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多层次治理的中国实践体现在：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地区治理中着力“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发展；在国家治理方面，求实有效、成绩显著，铸就了中国自信；在社会治理方面，党建引领、多元互动，建构了中国模式。多层次治理的中国未来发展旨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亲、诚、惠、容”理念，构筑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的地区环境；加强党的领导，夯实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基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优质高效。     

论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制度供给

在当代技术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该理性选择由现代性与技术二者相互建构而形成的现代性制度供给的路径。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路径的理论前提下,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逻辑在于遵循由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公共性与虚拟现实性共融共生的合规律性,而其所发挥的功能体现在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利益分配以及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为此,应该科学定位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实践:就其过程而言,应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意愿和能力,并努力克服制度供给的滞后性和偏差性;就其供给质量而言,应努力将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人们的内心服从和行动自觉;就其实际操作而言,应力求协调并平衡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自发性制度供给、特定制度供给和散布性制度供给以及正式制度供给与非正式制度供给之间的关系,确保各类型的制度供给能够相宜相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增强制度的效能与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