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商事调解制度概览

<正>一、德国商事调解概况（一）德国商事调解的基本情况德国调解制度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1977年一次法律社会学领域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调解的倡议。1999年10月15—16日,欧盟理事会在坦佩雷会议上提出了“接近正义原则”,呼吁各成员国建立替代性非司法程序。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人使用调解的积极性都不高,调解主要应用于以家庭纠纷为主的非商业冲突。     

韩国商事调解制度概览

<正>一、韩国商事调解概况（一）商事调解基本情况在韩国,绝大多数的案件是通过诉讼解决的,经调解处理的案件比例不高。有数据显示,韩国法院每年受理大约100万起案件,其中,65%的案件法院会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约有9%的案件通过调解解决。从调解的介入时间看,韩国大部分调解案件是在诉讼或仲裁程序启动之前被转介调解的。     

美国商事调解制度概览

<正>一、美国商事调解概况(一)美国商事调解基本情况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长、费用高且对抗性强,仲裁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也较高,因此,调解在美国社会已被广泛应用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模式。以阿拉巴马州为例,根据阿拉巴马州争议解决中心^②(The Alabama Center for Dispute Resolution,Inc.)统计,自1997年至2019年,该州共调解案件109406起,调解成功86472起,调解成功率为79%。另外,调解也不限于小标的的纠纷,2020年美国调解的案件中,当事人提出的最高索赔金额约为15.7亿美元。     

英国商事调解制度概览

<正>一、英国商事调解概况（一）英国商事调解的基本情况1.一般概况。与诉讼相比,调解提供了一个快速、便宜、私密且对抗性较小的争议解决渠道,其在英国争议解决机制中占据重要地位。英国有效争议解决中心（CEDR）在2021年的第9次调解审计报告中指出,英国每年约有1.65万次调解。此外,还有大约1万次小额索赔调解,     

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概览

<正>一、新加坡商事调解概况（一）商事调解的基本情况新加坡拥有悠久的调解历史。在过去,新加坡与其他亚洲文化影响下的国家类似,人们通常会邀请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对社区中发生的纠纷进行居中调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人们对诉讼愈发重视,以获得对法律权利更为正式的保护和救济。与之相对应,     

法国法律援助制度概览

作为大陆法系的法国,法律援助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1851年1月22日通过的一部涉及法律援助内容的法律,规定每个法院设立法律援助局,负责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完善,目前法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具有典范意义的法律援助制度之一。     

法国行政调解专员制度探析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是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实行的对不良行政在法律救济手段以外所采取的非法律的救济手段。法国的行政调解专员制度就是在这一制度影响下建立的。鉴于在现代福利国家的模式下,公民对良好行政的期望、以及对权利保障的希望,本文通过对法国行政调解专员制度的分析,以期使我国的行政运作更加合理。     

试论商事调解当事人

众所周知,当事人是一个法律术语,在任何法律领域,都要涉及当事人这个概念,民事案件有当事人,刑事案件有当事人,仲裁案件有当事人,当然,调解案件也有当事人。那么,何谓调解案件当事人?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当事人,主要是指商事调解案件中的当事人,所谓商事调解当事人是指：与商事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并以自己的名义参加到调解程序中自然人、法人和有关组织。而商事的概念,应是对经济、贸易和海事的统称。     

论我国的商事调解

商事调解,是一种不同于仲裁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与法院调解的新型调解形式。目前,国内关于商事调解的规则主要见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的调解规则与北京仲裁委员会、广州仲裁委员会、湘潭仲裁委员会的调解规则以及西安仲裁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暂行规则等。商事调解有自己明显的特征和优势。在本文中,笔者将对此种调解的内容进行详细说明,并将之与仲裁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与法院调解相区别、比较,进而总结出商事调解的优势。最后,对于此种调解所产生的调解协议以及调解书如何获得强制执行力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商事案件调解的方法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中国法治文化和长期司法实践的结晶,发挥了裁判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商事诉讼调解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率,能够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     

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研讨会在京召开

在第17届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ICCA)国际仲裁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夕，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主办，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北     

ADR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是ADR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它能够在协商解决问题的同时实现争议方利益的最优分配而在争端解决中备受青睐，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法律强制力等缺陷而导致在中国解决商事争端的实践中阻碍重重。调解和仲裁相互配合的多元化设计，应该是既节约成本又利益最优的不错选择，这一切还需要中国相应的国内立法予以确立。     

商事案件调解保密规范解析

调解作为诉讼外争议解决方式的一种典型代表,非公开性是其最基本的程序利益,也是其广泛和成功地运用于商事争议解决的根本原因,而保密规范也因直接关涉调解的此种程序利益而为调解程序所必需。就目前调解立法以及调解机构制定的调解程序规则有关规定来看,调解保密规范主要在三个方面设置了具体规则,即:所有调解参加人都应为调解中披露的信息保守秘密;调解中披露的信息原则上不能在其他程序之中作为证据加以使用;调解不成功后的其他程序中调解员不能担任相同或相关争议的当事人的代表或律师以及仲裁员。当然,保密规范的上述要求并非绝对,原则上必须予以遵守,但允许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披露有关调解信息的例外存在。     

试论商事纠纷案件的诉讼调解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商事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经济领域的矛盾纠纷也不断增多。与普通民事纠纷不同,商事纠纷具有主体多元化、专业性强、法律关系复杂等特点,这就要求商事法官具备更加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商事纠纷诉讼调解的特点和规律,寻求更加有利于商事纠纷解决的诉讼调解方式。一、商事纠纷的基本特点     

法国刑事调解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其评析

法国司法部在2004年3月16目的通函中对刑事调解的含义做了明确的界定,根据该通函,刑事调解是指“在第三者主持下,通过召集会见,在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旨在就赔偿方式和重新修复相互关系达成协议,并尽可能地促进确立不再重新犯罪的条件”。刑事调解在解决法国刑事诉讼程序滞重而效率低下的弊端方面,表现出其卓越的功效,不仅体现了刑事诉讼注重效率、提高效益的价值目的,而且体现了传统刑事法律的威慑力,尤其是顺应了当代世界的非刑罚化和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法国刑事调解制度与我国目前各地正在进行试点的刑事和解极为相似,希望能对中国的司法实践有所借鉴。     

商事调解的制度逻辑及其构建——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正>跨国诉讼、仲裁和调解被认为是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三驾马车”。在跨国诉讼、仲裁中,已有《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作为相应的国际法依据,为解决国际商事争端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国际商事调解机制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以来未形成针对商事调解的国际立法。为解决国际商事调解立法的缺位,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历时四年研究拟订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18年12月经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     

杨华中：调解立法宜为商事调解留足空间

就立法而言，笼统地制定一部包括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商事调解（其中包含行业调解）在内的调解法难度太大。司法调解已有专门的诉讼法作出了规定，行政调解则多为劳动争议之类的事项，目前也有了专门的法律保障。目前实际上最迫切需要立法支持的，是民间性质的调解，主要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系统的商事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