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统一体,主要包括诉讼和ADR两大部分。随着对我国社会认识的不断加深和法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在中国建立该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要特别注意各机制之间的相互协调。每个国家的本土资源不同,在中国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正确对待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     

农村基层人民调解工作问题研究

人民调解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基层民事纠纷方面,人民调解具有其他法律途径不可替代的优势。要发挥调解在解决民间纠纷、创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首先要解决调解组织建设的问题,其次要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培养人民调解员必要的工作技巧。此外还要对人民群众加强法律知识的普及。     

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而是要从法律的角度把不和谐的纠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使社会呈现出稳定而有序的状态。诉讼虽然是现代社会中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其并不是唯一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诉讼与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及时的化解社会矛盾是实现和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走出行政纠纷法律解决的困境——兼论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

在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法律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行政纠纷的能力越来越受到质疑,似乎行政纠纷的法律解决机制正成为一块用之不便,弃之可惜的＂鸡肋＂。本文指出为了有效解决城镇化以来日益增多的行政纠纷,必须完善现有法律解决机制,同时完善法律机制同非法律机制的衔接,走出进退两难的困境。     

试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

现代社会为其成员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此来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层次的法律需求和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但是,建立机制本身只是手段,制度的完善和政策、法律的疏导来实现机制的顺畅运作并最终实现纠纷的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才是建立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终目的.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法院调解制度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要盲目的摒弃,而是要深入地研究,努力使我们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国民心理对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影响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人的国民心理对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中国法制运作模式具有了自己的特色:道德在法律的运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调解、私了等非法律手段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机构和民间力量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司法部门、政府机关、民间力量三足鼎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我们既要看到由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民心理所决定的非法律手段在解决纠纷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又要看到树立法律的权威、使法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的必要性。只有当我们的法律真正成为普通民众可亲、可近的东西的时候,只有当广大人民群众在心理上真正认可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法律的权威性才会真正树立起来,法律才会逐渐取代各种非法律手段而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     

网络交易中的私人纠纷解决:类型与特性

电子商务虚拟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以法律为支撑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无法适应网络商业交往的特性。网络空间中自发产生了各种私人纠纷解决机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法律这种公共规制手段发生作用。"私人规制与公共规制的连接程度"及"互联网的数码特性"两个标准,可将网络空间纠纷解决领域中较为重要的私人治理机制进行三种类型划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线上纠纷解决机制的特性,能够揭示私人纠纷解决机制在网络空间中的重要价值。     

以国际商事法庭为核心的我国“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我国提出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商事法庭作为该机制的核心不仅要扩张其管辖,还需要对调解和仲裁提供司法支持和监督,并深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需要配套程序法的国际化,为此要引入国际化的商事调解,完善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也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并在多双边层面推动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和判决的跨境执行。     

群体性事件的法理思考

群体性事件不仅是社会治安问题,更是涉及公民权利如何保障、政府权力如何运行、利益冲突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规制的问题。本文从法理上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属性、法律特征及法律成因,探讨其法律规制之策,即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多元主体利益表达机制;拓宽纠纷解决渠道,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完善法律救济途径,健全司法救济制度。     

传统与现代：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分析

基层社会群体冲突事件的逐年上升,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当代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运行的失灵。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何以失灵？透过云南7·19孟连群体事件,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困境与机遇。     

群体性劳动争议的预防消解与机制建设研究

群体性劳动争议有一定的成因、特点与规律.反映为市场化的利益诉求必须通过市场化的三方体制建设和企业层面的有效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来及时疏导、化解和调节.应分析群体性劳动争议生成的内外部因素,把握其特征.在企业微观经济层面,应强化劳动者的组织化程度与约束效应,构建群体性争议消解的制度、机制建设框架.在宏观层面,应积极完善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强化三方协商的体制性建设与创新,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步得以完善.     

关于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面对当前我国纠纷和矛盾激化的现实,必须在充分认识到纠纷的不可避免性和适度纠纷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努力使所有的社会纠纷和矛盾都有正式的解决途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符合基本要求和标准,并贯彻司法最终原则,同时重视协商、调解方法。     

论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

行政调解在纠纷解决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其与知识产权纠纷的特点具有相当的契合性,在我国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我们应当从完善立法、规范程序以及加强与诉讼的衔接等方面完善该制度,以健全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论WTO框架下ADR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ADR是诉讼和仲裁的辅助手段,它对一些不易及时解决以致不能达成共识的争议能迅捷经济地加以解决,这也是社会进步和法制健全的表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商事争议呈复杂多样化发展,诉讼不应是解决争议的唯一渠道,而应是实现公正审理的最终途径。ADR争端解决机制给我们的启示良多,特别是在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要求我们构建涵盖多种选择的争端解决方式,从而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的民商事争议。     

社区调解中的合作主义——基于西南某市调研的分析

转型期的社区纠纷以内生型纠纷为主,外生型纠纷则与经济发达程度、城市化程度呈正比,二者均属于"可控型纠纷"。作为内生型纠纷解决机制,社区调解体现出了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涉及"政府/社区"与"调解者/当事人"两个维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社区调解合作主义的发展向度是: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力量整合的面目出现,强调不同调解力量的合作;政府力量与社区调解力量合作的结果在于实现一种强制性平衡与整合性均衡,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政府与社区力量之合作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与协调;政府力量的选择性介入须严格限制,且把握好介入的适当性,以确保社区/民众的纠纷解决自主性。     

反思与完善:医疗纠纷中的多元法律治理

近些年在医疗卫生领域,医疗纠纷事件多有发生,呈现出明显的违法犯罪化之时代变迁。医疗纠纷多元法律治理有其价值,但从当前实践看,关键问题是"治乱"与"治软",亟需用法治统一理念和方式来强化、协调医疗纠纷的治理机制。根据我国医疗纠纷治理的现实情况,其"手段与功能"的治理模式色彩深厚,其治理效果显著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应当树立法律权威,发挥法律刚性约束力;协调法律机制,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价值,并推进标本兼治,提升医疗纠纷法律治理的效果。     

法治视野下的我国行政机关权力之争

当前,我国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争议现象大量存在,由于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解决渠道,这些争议往往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我们必须不断完善行政法律体系,一方面明确规定各行政机关的权限、尽可能减少行政机关之间权力争议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赋予权力争议机关寻求争议解决的法律责任、建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行政系统内部权力争议解决机制、完善行政机关第三人诉讼制度和构建机关诉讼,将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争议"绳之以法",以促进法治政府的早日实现.     

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趋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各项经济协议顺利履行的重要保障。通过比较分析,该机制在管辖制度、磋商程序、救济措施、争端解决机构及预警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缺漏,应当借鉴WTO/DSU、NAFTA、ASEAN及亚太地区新兴双边FTA的相关规定加以完善。随着CAFTA进程的深入和各成员对采纳法律方法解决争端的共识的不断增加,CAFTA可以建立、发展和逐步完善司法化或准司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纠纷及其解决:原因与路径的另一种思考

纠纷解决方能维护社会秩序之安定,而纠纷原因之探究则为纠纷解决研究之起点。基于对当代中国建构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认知,尽管纠纷的发生往往与利益有关,立足于法律的视角,虽属于权利义务的现实分配之纷争,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来看,这种纷争或许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重建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应是彻底解决纠纷、恢复当事人之间私法秩序的重要基础。     

侵权责任法视野中医疗纠纷的法律规制

侵权责任法按照过错责任的基本原则对医患双方的权益进行了界定,实现了对医患双方的折中、平衡保护。但由于原有医疗纠纷处理法律体系尚存,新的程序性规则尚不明确,新法的规定势必导致医疗纠纷的处理面临两难选择。因此,应当建立以司法鉴定为主线,以过错鉴定为核心的医疗损害鉴定机制,同时辅之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