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变,以治理理论推动社会治道变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但治理理论并非万能,作为一种后现代指向且尚在发展中的理论,它无法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完全契合。相对现实社会而言,虚拟社会治理更是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治理理论的适用性给予特定观照。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应通过治理理念重塑,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参与秩序,积极实施从电子政务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治理方式创新,以合作与信任为前提重构多元主体关系,在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并举的同时明确权责边界。如此,才能真正使其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运动”、“指令”及“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一个国家治理理念转向的解释框架

从建国初期到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理念经历了一系列嬗变。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既指向国家宏观战略目标,又连接个体生活方式,是国家将社会治理和个体生活方式治理相结合的治理实践,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方式及个体参与其中的程度表征了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向。建国初期,由于运动式治理理念的延续以及巩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性,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社会管理理念的主导,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常规性工作,主要以行政指令推进;进入新时代之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向,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引导塑造个体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目标、主体与方式: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析论

中国当前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既不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西方理论的机械搬用,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综合创新的结果。以此为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大量国家治理实践和思想。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的特色体现在:以秩序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以君为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主体,以因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这些虽然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可以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西方治理理论引入的社会条件分析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源于西方学术界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治理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政府与市场二分的一种超越,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是治理在西方的盛行,必须存在其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或者说是载体。因此,在没有对引入治理理论的社会条件加以客观理性分析之前,不要把治理理论当成包治百病的妙方,更不要盲目引入治理理论。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逻辑转换探究——群众路线与社会治道变革

从十八大的社会管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转换别有深意。比较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及其实践,不难发现个中原由。社会治理强调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力量良性互动。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实践显示出了它的合理性。我国深化改革以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放开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有必要转变转为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需要发挥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这契合我党的群众路线理念。     

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转向

大数据是推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战略引擎,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也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创新工具。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不但节约社会治理的时间、资源和人力成本,而且建构社会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实现从封闭式管理走向开放式治理、从静态化管理走向流动性治理、从精细化管理走向精准化治理、从网格化管理走向网络化治理、从单向度管理走向协同化治理的路径转向。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树立现代治理理念

正从"管理"到"治理"的跨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破题"之举,是重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利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等内容上,而此次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囊括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中介组织治理以及公司治理等内容,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制度和规则的建立、执行以及监督和问责,使制度和     

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逻辑与创新路径——基于民生政治的视角

切实保障改善民生是实现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的现实需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进行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生诉求和维护公众利益。将民生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从民生政治的视域解决当前社会凸显的矛盾和问题,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生政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路径意在:以转变治理理念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目标,以治理制度变革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核心,以治理资源整合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重点,以民权法治化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保障。     

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逻辑进路及其实践维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更好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保障。社会治理具有双重属性,一个是权利属性,一个是秩序属性。权利属性追求权利政治,秩序属性则以秩序政治为价值取向。权利与秩序之间的互动是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根本逻辑。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一方面具有内在的融合性、统一性,互为目的、互为结果;另一方面也总是趋向于相互否定、彼此冲突,权利属性始终试图否定现有的秩序,秩序属性则总是试图束缚住权利。实现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的有序互动和动态平衡,根本之策在于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把权利和秩序纳入到法治的框架之内。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治理”的丰富与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新思路,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既不是对原有的社会管理的简单升级,也不是对西方治理理论的照搬照抄,而是我党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三中全会所表述的社会治理,有鲜明的目的性,预示着社会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其主体多元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治理的内容和方式也更加丰富。     

浅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变革,而是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改变乡村公共权力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政治基础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发展基层民主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     

数字化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模式系统重构问题思考——基于浙江衢州市“三通一智(治)”的实践探索

以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是当下社会治理的热点。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道路上,浙江衢州市以数字化改革为动力,通过价值、职能、技术多维度重构,打造“三通一智(治)”平台,实现了行政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推动了社会治理服务供给的改革与创新。衢州市坚持党建引领为数字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核心要义;创新、融合、赋能为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选择路径;行政主导转向服务优先为数字化改革下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效能的基本逻辑;社会“智治”回归到社会“自治”为社会治理的内在要义,从而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统治与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分离程度较低,国家的相对自主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社会的限度或制约,统治也就成为政府管理的基本实现形式。政府的失效与市场的失败出现,治理理论应运而生。从取向而言,政府治理所依赖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国家存在于社会;国家受制于社会;国家统一于社会。政府管理方式由统治方式向治理方式转变必须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变化为基础:从两者合一到两者分离的转变;从两者的分离到两者的合作。     

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

城乡基层治理始终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面临的通常是高度浓缩的社会问题。城乡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实践发展必定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采用"未来视角",运用"理想类型"的构型方法,对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在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将会出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从"发展问题"到"复合问题"、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态势演变;需要实现从"经济逻辑"到"社会逻辑"、从"条块逻辑"到"系统逻辑"、从"粗放逻辑"到"质量逻辑"的逻辑转换。基于此,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思路创新在于: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协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有形单元与无形单元的互动。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与路径探索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定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根本体现，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底蕴，是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坚持党建引领的创新与发展。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各地形成以机制创新、资源协同、技术融合、群众路线等内容为核心的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形态与基本经验。回应基层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与民生需求，需要从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等方面为重点，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效能。     

2003—2007社会治理研究回望

学界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基本上从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进行了研究。综其内容来看具体包括社会治理理论的引入与反思;NGO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及社会治理结构与模式研究等方面。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之我见

<正>作为治理的一个层级和一种类型,国家治理是以国家"问题"为对象的治理,包括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科技、金融、政党、地方、国防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国家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基层、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的治理;在治理层级上,国家治理是仅次于世界治理(又称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级。后者是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主导下多国参与的以解决跨国"问题"为目标的治理。这些亟待治理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将大洲和全球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层级,以实现多国共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社会公平: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

社会公平是通过社会角色的公平合理分配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得其所得,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协商持续互动的过程。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社会不公问题:居民收入分配规则不公、教育权利和机会不公、社会保障等权利和规则的不公。我们要通过树立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理念、构建合理的分配调节机制、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完善维护人民权益机制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