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模式探讨——以志愿者队伍结构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从"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出发,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而言,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体现了法治社会的宽容。     

浅谈社区矫正人员权利的保护

在我国,所谓的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人置于社会上,由我国的司法行政机关,在矫正期限内,对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等方面进行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然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长期受我国刑罚传统观念的影响,忽视了对矫正人员的合法权利保护,甚至一些监管措施使得一些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侵犯,违背了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宗旨。因此,如何保护社区矫正人员的合法权利将会直接影响到社区矫正的效果。     

社区矫正人才培养对接岗位需求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矫正课程,以培养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社区矫正人才就成为当下高校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拟从社区矫正制度的发端、传承以及现阶段在我国的试点现状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我国社区矫正人才培养课程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社区矫正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对接路径。     

社区矫正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社区矫正作为实践国际刑罚改革理念的一种行刑制度,以追求刑罚的教育目的和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为宗旨。对社区矫正实质内容的合理框定是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基石;对社区矫正国际化的全面认知是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的现实依据。中外社区矫正的理论根基、立法体系、执行主体范围、矫正类型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借鉴社区矫正的国际化经验,探寻社区矫正的本土化,将有助于实现社区矫正制度的中国化。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缘起、问题与完善

社区矫正思想的产生与演进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刑罚及行刑思想的理性探索。社区矫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符合行刑由严酷走向宽缓的国际趋势。我国实施社区矫正制度的前景取决于社会刑罚观念、社区的发育成熟度以及相关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施行中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重刑主义思想在人们心目中的根深蒂固;其二,社会基础层面社区发育的不成熟;其三,法律规范层面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有待完善。我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实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其一,营造"宽严相济"思想的社会氛围;其二,进一步塑造社区矫正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其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相关立法。     

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界定及其法律完善研究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建立并积极探索更多类型的非监禁刑方法,推行社会矫正制度。目前,我国尚无社区矫正立法,"两高两部"关于社区矫正的界定和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刑法修正案》(八)只对三种社区刑罚进行了规定,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本文在考察外国社区矫正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刑法实践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探索社区矫正的界定和适用范围,提出完善建言,以期有益于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完善。本文认为,在我国适当扩大社区矫正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社区矫正不应被定位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应定性为刑事处遇措施,应将劳教人员、被酌定不起诉人员以及刑满释放后的高危人员等纳入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进程中的几个问题

现阶段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多数学者比较注重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立法、矫正项目、矫正队伍等问题,忽略了农村地区、流动在城市的外来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探索并解决好这些问题,对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论美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启示

建立与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完善犯罪矫治体系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美国社区矫正体系完备,在罪犯矫正与再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美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梳理,从中找出适合我国借鉴的有益经验,以促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论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社区矫正中的引入

为了帮助被害人从犯罪伤痛中获得痊愈、促进社区服刑人员的转化与回归、推动受损社会关系的弥合,将恢复性司法引入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恢复性司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与社区矫正相契合,将其引入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是可行的。引入恢复性司法,就是要把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     

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经济、有效、人道的刑罚执行方法,代表着刑罚执行的未来走向。但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尤其是缺乏一个成熟完善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社区矫正对象的界定、矫正工作的内容和措施的具体化、矫正机构的专门化、法律依据的明晰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推广。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对象与内容的合理确定

实践中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之对象与内容的不同认识,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因而亟须厘清。从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来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对象应当是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相关执法或司法活动,而不包括有关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志愿者等参与社区矫正的活动以及社区服刑人员本身的活动。从我国对社区矫正性质的界定来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内容范围应限定为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执法或司法活动,而不包括执行之前的审判和监狱、看守所的行刑活动或者执行完毕之后的继续帮教活动。     

大学生社区矫正志愿服务活动的实践分析——以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法律系为例

为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作为新型的行刑方式在全国试行。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制度的背景之下,广州市萝岗区司法局与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法律系共建社区矫正志愿服务项目。笔者主要通过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构建保障体系、开展社区矫正志愿服务活动的意义进行阐述与分析,为社区矫正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借鉴。     

社区矫正的本土化设想——以对象模式为基点

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体现了刑罚执行由监禁迈入非监禁的人道化阶段,其实施也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而社区矫正目前在我国尚未建立统一体系,在适用对象、适用范围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待加强。本文以社区矫正对象为切入点来构建我国本土化的社区矫正模式,希冀对该项制度做出有建设性的探索和研究。     

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问题与出路

社区矫正是契合我国国情的一种社会化刑罚执行方式,是一项推行罪犯人性化教育改造的法律制度。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是一项新生事物,面临着不少现实难题。面对新形势下社区矫正的新要求,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要切实转变监督理念,勇于实践探索,全面履行检察监督职能,推动社区矫正工作人性化、法治化。     

我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对于制约矫正工作人员的权力及维护矫正对象合法权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制度存在新旧法之间规定衔接不畅,社区矫正相关信息流动不畅,专业监督机构与队伍缺乏,监督缺乏刚性等问题,这些问题降低了检察监督的成效。应当从完善相关立法,构建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信息共享平台,优化检察监督工作队伍配置,增强检察监督刚性等路径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     

浅议美国的非居住式中间制裁制度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该修正案规定"依法实施社区矫正"。至此,"社区矫正"一词首次写进我国的基本法律之中。而社区矫正体制中设置的中间制裁开始于美国的20世纪的80年代。以美国为视角,探讨非居住式中间制裁的主要形式,以期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些借鉴。     

缓刑制度新探——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从缓刑的适用条件与执行制度两大方面同时着手，对我国的缓刑制度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在进行正确的理解与适用的同时，在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未成年人等特殊主体的缓刑适用、社区矫正制度的规范化以及缓刑适用的程序设计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我国社区矫正主体的构建

社区矫正在矫治罪犯、降低再犯率和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发挥着制度优势。《刑法修正案（八）》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社区矫正都有明文规定。但由于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法律规定难免简单笼统,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具体实施还有很多困难。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度的改革中明确矫正主体,制定配套的执行制度。     

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证探索与路径解析——以灵宝市三个镇的实证调查为例

我国社区矫正从2003年开始试点到深入推广历经一个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过程。基层的社区矫正历来是制度实践的最前端,各地矫正工作在基层实践中都会因现实情况的不同而创制一些本土化的方案,体现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智慧。然而,立法不足和制度保障的欠缺导致矫正工作在基层实施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文章以灵宝市三个镇的社区矫正为样本,对社区矫正在基层实践中产生的调查评估和矫正管理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构想

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已开始初步实践,有其基本的生存状态.但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与束缚,加上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不健全,使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并不乐观.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必须从基础性工作着手,需重心下沉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并逐步完善各项制度的本土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