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决策理念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文章试图从新的视角分析邓小平的决策思想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科学论断，几乎都根植于他的决策理念。这一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基础之上的科学精神、务实主义、创新意识。文章分析了邓小平决策理念对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战略选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并从改革突破口的选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体制创新过程，用“三步走”战略规范改革开放的目标过程，以及用“不争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规范改革开放的政策过程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证。     

中国政策创新扩散: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建构一个我国政策创新扩散基本分析框架,势在必行。该框架由层层深入的三部分构成: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和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源动力。影响因素包括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素、其他政策、外部因素和政策创新属性五类具体因素;机制包括强制、诱致、学习、竞争、模仿和社会化六种具体机制;源动力在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追求采纳新政策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其中,政策创新扩散机制是影响因素和政策采纳的中介步骤,并且,其也通过影响采纳决策的相关参数进而影响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期望效用,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有利于弥补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缺漏,也可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指导。     

大数据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视角

内外环境深刻复杂的变化,使得中国外交决策的任务更加繁重,创新外交决策机制以提高外交决策效率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组织决策理论视角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在信息收集、方案设计、政策选择、政策执行和反馈等阶段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缺失。而由网络社会和信息技术发展催生的"大数据"具有物质、技术和思维三大维度,其所蕴藏的巨大势能对决策思维和决策方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也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可能。未来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长,在决策的每一个阶段均进行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创新,以提高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能力,展现更为积极、主动的大国外交特色。     

完善辽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的路径分析

完善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环境建设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发展的需要。鉴于辽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存在制定主体单一,认识不足;决策机制不科学、内容简单;资源投入不足,失衡显著;监督乏力、体制不建全等诸多问题,指出必须通过优化政府行为,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社会组织参与的政策制定体系;推进政策执行体制改革,强化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监督机制;合理分配政策资源,注重对本地区已有人才的培养;丰富工具类别,建立以科技创新人才需求为导向的决策机制等途径,完善辽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环境建设。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中国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以新疆克拉玛依市网格化管理为例

政府治理创新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地方政府采纳其他地方的创新政策来治理当地的社会问题颇为盛行。公共政策创新扩散是一种政策活动被新的公共政策主体采纳并推行的过程,但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学习借鉴和跟风模仿往往难以区分。以政策过程理论为基础,重点分析网格化管理在克拉玛依市的议程设置、政策方案制定、政策出台、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中的全貌。网格化管理在克拉玛依市的扩散是一种政策学习而非跟风模仿,也是中国政府治理创新的一种体现。     

政民互动对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连续10年召开会议，对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决策部署，强调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其内容蕴含了丰富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思想。由于政府服务供给的行为过程与公民需求体验之间具有双向选择、动态反馈的动力机制，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公民体验不佳、政策创新受阻的问题。本文主要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视角，分析政务服务“政民互动”特定情境中由于认知偏差、压力辐射、政策评价等行为因素导致的政务服务创新效果低于预期问题，最后构建强化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创新流程再造高效的服务形态、加强监督和考评的合法化机制三个方面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路径。     

信息主导警务下的公安决策咨询系统建设

公安决策咨询是各级公安机关对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问题实施决策时征询专设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或咨询公司建议的一种活动和过程。只有强化公安决策咨询,建立完善的咨询机制,才能更好地提高公安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公安决策咨询系统建设,应从具有问题分析功能、政策设计功能、政策革新功能、公益表达功能、聚集人才功能等方面进行。     

省级政府社会政策创新扩散研究——以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为例

虽然"由点到面"比较形象地概括了中国社会政策的扩散过程,但它不足以揭示社会政策扩散的本质。本文以1997—2008年间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在全国31个省份的扩散过程为例,分析了我国省级政府社会政策创新的扩散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对于我国社会政策创新的采纳,外部因素的解释力强于辖区内生因素;第二,人口规模是影响社会政策创新采纳的关键因素,扩散机制也受人口规模调节,人口规模较小的省份更倾向于向其他省份学习,且更容易受到相邻省份的竞争压力;第三,我国社会政策的扩散过程包含了学习、竞争、强制和社会建构四种机制,其中竞争机制的作用最为复杂;第四,扩散机制的时间滞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同级政府政策间的学习和竞争,中央政府的制度压力是一个更短暂的扩散过程。     

制度视角下政策有效执行的影响因素

在政策过程中,政策执行是将政策目标变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制约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有很多,基于制度的视角,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主要制度因素是决策体制、执行体制、社会支持机制、监督制度和行政责任追究机制。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