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建构与超越:服务型政府构建视阈下对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对于当前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而又处于后工业化世界大潮中的中国而言,我国仍处于官僚制理性不足的阶段。因此,要在中国这一特殊行政生态下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理性思辩的眼光重新审视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建构真正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同时也要吸纳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优秀思想,从而实现对理性官僚制的部分超越。     

人格化、官僚化到市场化——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分析

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经历了一条人格化到官僚化再到市场化试验的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理性的官僚制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官僚制的理性之上,为多元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官僚制：摒弃还是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 ,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也正面临着是摒弃官僚制还是在超越的基础上重构的艰难选择。我们在现阶段是官僚制不足 ,而不是太多。因此 ,必须在培养理性精神 ,树立尊重法律和规则的价值观 ,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体制等方面做好工作。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执行中人力资源管理探析

官僚制架构中官僚的经济人理性使得政策执行出现了很多偏差,因此在政策执行中形成有效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公务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经济人”行为和原因,并相应提出了完善政策执行中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路径选择。     

理性官僚制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的运行分析——一种行政生态学的角度

利用行政生态学的分析工具,把中国现行官僚制作为分析对象,对照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首先考察了中国官僚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与中国行政文化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中国官僚制在中国特定行政文化环境中的实际运行效度,并对中国行政文化进行解析,挖掘出中国官僚制所存在问题的行政文化根源。基于此,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反思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中的积极成分引入到中国官僚制的构建过程中去,这样中国的官僚制和行政文化才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官僚制及其演变——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变革路径

本文立足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对官僚制的内涵、演变过程作了简要的梳理与分析 ,并针对学术界对官僚制理论的讨论与评析 ,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点提出了一些商榷性观点。在这一论述过程中 ,着重分析了官僚制在时下中国的地位及其适用性 ,以及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走向和可能路径。     

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变是二者内在相通性基础上的递进性发展。新公共管理范式并不是对官僚制的摈弃,而只是对其弊端和时代缺陷进行修缮。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     

公共服务购买场域中的官僚制:价值体现与作用限度北大核心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市场化为导向,以重塑政府为目标。受西方国家民营化改革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也开始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作为公共服务民营化的中国特色制度探索,公共服务购买理应遵循合同制治理的指导原则。但官僚制在服务购买场域中有自身的价值体现:创设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提供规范的运行准则。官僚制的价值体现不容置疑,但服务购买的精神意蕴在于打破官僚制的束缚,所以官僚制的作用需要局限在:不僭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边界、不触犯审慎政治的美德和不违背权力共享的格局。唯此,方能有效推进服务购买的制度成效。     

超越官僚制：现实抑或乌托邦？

本文在介绍以韦伯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内容与缺陷的基础上 ,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实践对传统官僚制的现实超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认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 ,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文章最后分析了官僚制的现状与未来及其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公共服务购买场域中的官僚制:价值体现与作用限度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市场化为导向,以重塑政府为目标。受西方国家民营化改革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也开始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作为公共服务民营化的中国特色制度探索,公共服务购买理应遵循合同制治理的指导原则。但官僚制在服务购买场域中有自身的价值体现:创设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提供规范的运行准则。官僚制的价值体现不容置疑,但服务购买的精神意蕴在于打破官僚制的束缚,所以官僚制的作用需要局限在:不僭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边界、不触犯审慎政治的美德和不违背权力共享的格局。唯此,方能有效推进服务购买的制度成效。     

我国公共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现行官僚制不是至善至美的管理模式,它本身存在诸多弊端,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弊端日益暴露.在发展中国家官僚制固有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公共管理模式中存在着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官僚制的历史分析与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

本文重点关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政府组织模式演变的考察,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过韦伯式的官僚制.为了与当前兼具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部分特征、同时又面临信息社会挑战的复杂形态相适应,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应是:在完善官僚制的基础上超越官僚制.文章最后结合实际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促成这一选择的实现.     

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与范式转换 --兼论公共选择与公益物品理论对官僚制的挑战

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奠,公共选择理论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最为深刻,它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模式中,对公共领域中的投票效率和投票规则、代议制的弊病和寻租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公益物品理论进而从提供和使用公益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最优模式的考察出发,否定了政府干预方式的必然性。公共选择理论和公益物品理论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而言是有益的理性批判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但两者要在严格意义上动摇并且更替官僚制范式尚需更长期的实践检验和发展完善。     

理想型官僚制的二重性--兼论当代中国的"政府再造"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三个层次的全面剖析,拓宽了研究官僚制的二重性的视野。官僚制在具有纯技术上的优势的同时,又具有僭越自身功能的倾向,造就了官僚组织集理性原则和非理性化倾向于一身的特殊格局。在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双重作用力之下,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面临种种“两难抉择”,进行“政府再造”已成当务之急。     

官僚制组织适应性危机与公共组织制度创新——虚拟组织的导入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层官僚体制面临着适应性危机.把虚拟组织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为克服传统官僚制适应性危机、提升公共组织应对组织环境变化的适应力提供了一种组织制度方面的创新形式.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制约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公共行政精神和公民总识的缺乏，传统官僚制体制：官本位思想和公众政治冷漠心理的阻碍。本文以重塑政府民主价值取向、公民制理念为重点，以确立公民权和公民主体地位为核心，突出社会与公众在公共权力体系中的自主地位，从服务理念、政府职能、权力监督三个角度，提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对策和措施。     

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组织的转变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组织。因为有了组织,人们才能在开展社会活动中放大个人的力量,才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会各有自己的特征,公共领域中的组织与私人领域中的组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中都包含着官僚制的基轴,都属于官僚制组织模式的具体存在形式。官僚制组织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要求的。然而,人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的适应性日益式微,并以集体行动无力的状况表现了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新模式。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是完全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