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新型与传统型社区比较

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基层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在从"单位制"向"社会制"转轨的阶段,也暴露出社区居民关系日益疏远,居民交往减少、信任度下降等问题,而关系网络、互惠、信任也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由此可见,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社区治理问题具有先天的契合性,通过对两种社区类型的实证比较,从社区社会资本内在差异的视角进行原因分析有利于深入探讨社区居民关系网络的问题,建构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网络。     

中国式现代化与收缩型城市“单位社区”空间治理的再造

当前收缩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场域正经历着从单位消解到社区制成熟,从行政式管理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进程。传统“单位大院”这一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空间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打造公共性的社区空间网络,强化社区空间自主性,破除约束社区治理网络空间的体制性因素,方可在新时期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以“赋权”社区自组织等方式积极推进“逆行政化”的创新,最终实现收缩型城市空间社会治理目标。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与博弈——基于云南昆明的调查

本文在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做出的重大决策和2018年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背景下,昆明市官渡区、呈贡区等各区县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研究在合作与博弈的视角下,通过对昆明市三个区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居民进行调研,从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的博弈关系及困境成因及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良性关系互动策略进行探究。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传统农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组织形态选择 ——基于黔北、鲁西农村的考察

新时代面向未来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必须有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与之相匹配。既有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难以涵盖基层治理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基于黔北、鲁西两地农村的考察,发现:基层组织正规化组织成本高昂,与乡土社会治理事务不规整的治理基础不匹配,难以承载广大传统农区绝大多数普通村庄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鲁西农村"正规社区制"+"简约村社制"这一创造性探索,在较好地承接了国家自上而下密集下沉的治理任务的同时,极大地节约了组织成本和对接成本,关键是与当前传统农区乡土社会简约灵活的社会基础和一线治理复杂灵活的实践要求高度匹配,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进村"和群众需求反馈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或可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组织形态的普遍选择。     

城市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逐步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的过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当前城市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服务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服务对象有限,服务内容不够丰富;服务方式简单,服务模式趋于行政化。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就是传统的单位制党建模式不能适应新时期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需要。为此,要变革传统的单位制党建模式,创新组织设置,整合服务资源;构建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机制,实现社会化服务;转变服务方式,实现协调式服务;培养社区社会资本,建立长效服务机制。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构建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的保障机制

随着改革的深化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出现了从单位制结构向社区制结构发展的趋势,社区已经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主要社会空间,成为党组织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从而实现有效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工作平台。只有在明确社区党组织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如何有效实现的问题,才能使党在有效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中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将宏观的外部环境和微观的政治行为连接起来,是观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重要中观视角。推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变迁的主要变量是:外部环境——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新观念——社区复兴与新公共服务;行动者——基层呼吁与政府创新;关键节点——两办转发民政部《意见》。两办转发民政部的《意见》直接为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合法性来源,使其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和创新,但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因需求增长和行政下沉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意外后果。     

五里模式:政府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的新路径

在城市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推动下,居民参与已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居民参与是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源。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居民参与,帮助居民锻炼、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网络建构逻辑——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案例研究

社会发展需要基本的组织载体和平台,但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使得现阶段我国单位社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去组织化”。如何打破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实现单位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单元结合实现再组织化,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通过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建构了一个由党组织引领、统筹的基层治理组织间网络,其单位社区的再组织化过程就是一个基层治理网络重构的过程。借助网络分析框架,考察学院路街道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尝试揭示转型社会中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动态过程,以丰富学界对基层治理网络及其建构过程的认识。     

社区治理的文化转向: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从"单位制"转换到"社区制"之后,城市社区诸多病症产生,学界对此开出了公民社会治理、多中心治理、合作主义治理等各种药方,然而鲜见从文化治理的角度进行介入。本文在对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调查的基础上,引入社区文化治理的概念,并通过文化活动"活化"空间、文化内涵重构价值、文化符号建构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社区文化治理。最后指出,文化治理是一种自我规训,追求的是一种认同之上的矛盾避免机制,是一种从根源上的积极治理。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亟需建立起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文章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视角,界定了村改居社区的四个治理主体即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居住人群和社会组织,认为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政府单一治理模式的特征突出、社区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等困境,提出基层政府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引导其他主体发展壮大并平等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无差别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亲情社会的维系来重构社区认同应成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突破口。     

有限度的行政与自治: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构的逻辑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积极推动城市社区建设运动。在实践层面,各地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层出叠见。现有文献从类型学的角度把单位制解体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分为三种类型:行政主导型、自治型、混合型,并对不同类型的优劣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然而,现有对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构的认识有不足之处,其主要根源在于没有理清行政权和自治权的关系。行政和自治是基层社区中一对张力,二者交叉相容,呈现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构的逻辑。     

城市封闭社区的开放困境与转型进路研究

在城市化节奏高歌猛进和市场体制改革的大力驱动下,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态势日趋明显.其中,城市封闭社区作为空间转型重构的主要载体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日益受到各领域的重视.从实践进展来看,现阶段我国城市封闭社区的发展总体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但其所带来的空间效应却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程度,社区精神、阶层排斥意识与公民社会等都尚未形成,某种意义上还只是社会贫富分化现象的外显.因此,通过全面探讨该类社区的空间特征,归纳其在空间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对于推动"破碎化"城市公共空间的加速整合,完善街区制落实推广的相关政策意见,建立健全现代城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等方面有着较为深远的现实性意义.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

正一、当前社区治理与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分化致使各类社会问题集中凸显出来,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当前大部分社区依旧是简单的动员性治理,难以广泛地吸引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居民的参与基本是执行性参与,较少涉及决策性参与,因此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质量不高。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形态从原来以单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

基层党建能否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以及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目前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未能很好融入,存在社区党建主体与社区治理权威互不统一、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以及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需求相互脱节等现实困境。从基层党建创新实践来看,以提升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以汇聚治理资源为核心的平台化党建和以强化治理效能为核心的技术化党建代表了当下以及今后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基层党建要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关键是要重塑社区治理权威、聚合社区治理资源以及做好社区治理服务。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在对比与总结中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

社区建设与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带领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城市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实践活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维护居民根本利益、提升社区建设制度化水平是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就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居民自治的关系;重构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