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选择

长期以来 ,由于城乡“二元”制度安排 ,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实行两种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造成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过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城乡差别过大 ,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因此 ,应该根据农村经济运行实际 ,按公共财政原则 ,改变目前过于偏重城市的公共财政政策 ,加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步伐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国农民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探源

我国农民工群体就业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即就业需求和就业供给不匹配,一方面是用工地区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赋闲在家,工作难觅。究其原因,主要有: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难以形成;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工资福利等就业环境落后致使务工缺乏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其诉求多元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央惠农政策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使农民工外出成本增加,区域用工竞争加剧。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时代情势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理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探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通过构建制度供给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三维架构,可以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困境进行清晰的展现。研究发现,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面临制度供给层面的基础性困境、政策执行层面的运行性困境以及社会动员层面的参与性困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增强制度供给的协调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激发社会动员能力,创新社会动员策略及传导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社会公正的实现

社会公正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正日益突出,其中政治、经济、制度、阶层关系等方面的公正缺失最为明显,亟须从政治作为公正、制度供给公正、观念转变公正等路径加以解决。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农村建设要实现“三新”其一,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城乡差别越大,农民就越会为了短期的收入增加而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既难以形成城市的食品安全供给,也破坏农村生态环境。因此,推进新农村建设,就要改变以往简单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倾向,全社会都来更加关注并致力于农村的综合发展。其二,农村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农业经济问题相比,农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为严峻。一些地方不仅生产靠老人妇女,而且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很多矛盾很难协调;再加上一些基层组织松懈、制度涣散、文化生活缺失;农村的治安、社会保障、…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政策规避问题及其矫正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既是乡村生态振兴必须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也是实现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现实需要和关键所在。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政策规避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而且制约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进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政策规避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相关政策设计缺陷、执行主体执行偏差以及目标群体动力缺失。矫正政策规避问题，完善相关政策设计是基础条件，提高执行主体能力是关键所在，增强目标群体动力是重要措施。     

农村男青年婚姻移民推动下的“城镇化”问题——基于豫北L县的调查

由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导致农村男青年择偶难,近年来在一些欠发达农村地区出现了男青年"婚姻移民"现象。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农村男青年大量婚姻移民似乎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当地城镇化。但是,这种"城镇化"是一种被动的、激进式的城镇化,对城镇的接纳能力构成了挑战,而且是以贫困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加剧以及农村家庭的代际剥削为代价的,客观上抬高了城镇的房价,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为此,要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县城配套制度与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的接纳能力;加强对婚姻移民的扶持和培训,加快其从农民向市民转化;加快乡镇的城镇化步伐,减轻县城人口压力,降低男青年婚姻迁移成本;关注迁出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处理好婚姻移民迁出后的遗留问题。     

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转型发展与创新研究

城镇化转型发展与创新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适应经济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动力。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数以亿计的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推动着社会结构转变。但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城市拥挤,资源、环境等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使得传统城镇化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这对城镇化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在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环境质量的同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小城镇及智慧城市建设,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转型升级。     

基于民生改善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然而,在民生建设方面,农民得到的改革红利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民生问题仍然突出,且有不断加剧趋势。农村民生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民权利资本的贫困,受制于基层政府民生职能的缺位和不到位,亦与农民利益诉求与基层政府协商机制缺失有关。改善农村民生的关键在于农村社会治理的转型。当前,亟须加快以民生为重的民生型基层政府建设,优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民意采集和利益传导的功能,更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共建共享协同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研究——以三亚市为例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议题。文章以三亚为例,探讨了三亚在城镇化过程中强化农村社会管理的尝试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三亚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也加大了农村社会管理的难度,需要从思想观念、经济建设、制度供给、政府治理能力、加强农村基层自治等五个方面强化管理措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的分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主要是解决满足农民基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农村基本社会服务体系和农村基本制度体系。应该通过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推动农村中间组织发展、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加快农村的基本制度体系建设等措施逐步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此推动新农村建设。     

浅析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执行难产生的原因

正在政府促进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套用美国学者提出的"斯密斯政策执行模型"来寻找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以便完善政策,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一、政策存在的缺陷政策合理性的缺失:中国自1997年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至今已经20年,该政策对耕地的保护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新情况和矛盾。特别是近几年,一些省、市耕地占补平衡制度难以推进,经常引起争议或     

政策效力递减现象

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生庄垂生撰文分析了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这种现象。认为 :政策效力递减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不仅降低了党和政府政策的有效性 ,不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而且妨害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效力递减就是指在一定的政策时间和空间界限内 ,政策在执行之初是有效的 ,但随着政策执行的推进 ,其效力逐渐减少 ,最终变得无效。形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 :政策供给和政策需求的矛盾 ,这个矛盾又是由政策本身客观具有的局限性和政策问题的不断变化构成的。第二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和角色冲突 ,具…     

浅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牧民人口城镇化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牧民居住较为分散,其生产生活环境复杂,条件落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尤其牧民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由于文化与制度、生活习惯与传统经济生产方面的特殊地域性,牧民人口城镇化不可能也不可以重复东部地区农村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模式。我们要依据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牧区自身经济社会以及城镇化水平落后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通过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建设规划来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促进牧民人口城镇化进程。     

质量是主攻方向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商品已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消费需求结构与质量供给结构矛盾突出。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既有社会总需求不足；也有产品档次低，质量差，成本高，名优产品少；粗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等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质量工作是主攻方向。     

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选择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小城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小城镇的建设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因为与农村相比,城镇具有许多优势,最根本的一点体现在“积聚效应”上。加快小城镇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国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促使城镇化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我国农村政治冷漠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对策研究

消除政治冷漠,扩大政治参与,有助于解决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从经济、历史、组织制度等方面探讨了造成我国农村政治冷漠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权威基础及其强化

权威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权威基础主要来源于政策制定主体的合法性、政策本身的合法性、政策的稳定性以及政策执行方法的适当性。在我国目前的政策执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普遍存在,其重要原因就是政策执行中的权威缺失。为此,我们需要从提升政府等社会公权力的合法性、强化政策公正合理的价值追求、确保政策制定程序的民主参与、加强政策的稳定性以及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几方面来维护政策执行权威,使政策执行顺利进行。     

要把有效的制度安排作为缓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

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安排是执政者为实现公共利益,通过法规、政策等形式对有关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整。整合社会力量,缓解社会矛盾,最终要靠有效的制度安排。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力量之所以游离、社会矛盾之所以大量涌现,说到底就是因为原有的制度无法发挥作用。一是各种社会力量有着强烈的制度需求。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新兴的社会力量具有独立的政治诉求和利益需要,但是在原来的体制内没有得到任何反映,他们强烈要求做出新的制度规定,使他们合理的利益得到社会充分的尊重、…     

公共政策执行视阈下的中国社会整合研究

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中国当前社会整合滞后于社会分化,从公共政策执行角度分析,主要在于政策执行的公平性缺失影响社会的利益整合,公正性缺失影响社会的价值整合,合法性缺失影响社会的制度整合。推进社会整合的公共政策执行选择可以从科学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几个方面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