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知己 斯世同怀——记瞿秋白和鲁迅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他非但没有懊丧,诚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反而庆幸自己“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他也因此而与鲁迅相识相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知己的同志。上海的3年时光,虽然在白色恐怖的肃杀气氛中生活,可是,瞿秋白的心情是愉悦的,他终于又能“回过去再生活一遍”,读书、写作,重新感觉这“最惬意的事”。可是,当他就要离开上海,离开鲁迅,一种怅惘、寂寞的心情便油然而生了。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瞿秋白被王明一伙排挤出中央,他不怨天尤人,而是利用自己对于文学艺术的特有悟性,开始阅读和写作。“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瞿秋白在从事文学     

瞿秋白:鲁迅的共产党朋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在书赠瞿秋白的条幅上写下的话。瞿秋白是被鲁迅视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彼此之间建立的友谊却深沉厚重。在瞿秋白处于生命危险、生活最为困难的境遇时,是鲁迅冒着生命危险给予了他最真诚、无私的帮助,这才让瞿秋白有了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肝胆相照的朋友——鲁迅与瞿秋白交往轶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鲁迅一直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相互间早已心仪神往。在瞿秋白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冒险给予他真诚、无私的帮助,使瞿秋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谢澹如：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忠实朋友

谢澹如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忠实朋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便与冯雪峰结为挚友，是一位充满理想的文学青年；三十年代冒着危险投入“左联”文化活动，曾掩护瞿秋白夫妇渡过危机：瞿秋白、方志敏牺牲后。他又在白色恐怖的社会环境下保存并出版了烈士文稿……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自己珍藏的大量有关鲁迅、瞿秋白、茅盾的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有关部门。     

人生知己得一足

正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被捕,彼时尚未暴露身份,所以写信给鲁迅求救。瞿秋白为什么会给鲁迅写求救信?他和鲁迅有着怎样的渊源呢?瞿秋白会写信给鲁迅缘起4年前。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会后,他因肺病发作而被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这时,瞿秋白对在上海左联工作的冯雪峰说:"现在我离     

瞿秋白在上海的秘密避难所

正瞿秋白是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在瞿秋白的心目中,有一位同样是以笔作武器的同道之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的岁月,作家是没有人身自由可言的群体,由于向往革命与自由,瞿秋白多次遭遇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在那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鲁迅给予了他多次的帮助,将自己的家当做避难所,让瞿秋白一次次躲过了危机。顾顺章叛变投敌,瞿秋白在鲁迅家中避难由于顾顺章叛变,导致中共许多高层人物面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危险。顾顺     

瞿秋白冤案平反始末

一、大褒大贬专案起 “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对瞿秋白同志有过三次评价。 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0日,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1935年6月,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第二次是在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同志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全文如下:“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     

瞿秋白的署名

1933年底,瞿秋白同志在上海与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一次他给鲁迅和茅盾写的信中署名“犬耕”。鲁迅和茅盾不解其意,他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的。他进而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我做个中     

谢澹如：忠实守信重情重义的进步文人

他本是富家子弟，却不求功名利禄，矢志报国；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瞿秋白、杨之华夫妇的安全；瞿秋白、方志敏牺牲后，他又在白色恐怖的社会环境下保存并出版了烈士文稿……他就是谢澹如先生，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一位忠实朋友。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自己珍藏的大量的有关鲁迅、瞿秋白、茅盾的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鲁迅与瞿秋白交往轶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鲁迅一直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相互间早已是心仪神往.     

瞿秋白四次避难鲁迅家

1931年初,瞿秋白因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而身心俱损,以致肺病复发且有日渐沉重之势。迫不得已,他便“请病假”休养治疗,携夫人杨之华入住上海大西路两宜里,整日以读书、写作为乐。因此,他得以实际参与领导了“左联”的对敌斗争,并与冯雪峰、鲁迅等文艺界人士相互往来,在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情厚谊。4月下旬,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务委员会负责人的顾顺章叛变投敌,上海笼罩在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曾担任过党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就更成为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警捕捉的对象。每逢危急关头,瞿秋白总是要到鲁…     

瞿秋白与鲁迅的莫逆之交（上）

瞿秋白与鲁迅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相互间早已是心仪神往。在瞿秋白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冒险予以真诚、无私的帮助，使瞿秋白度过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大力弘扬瞿秋白的觅渡精神

正瞿秋白以自己短暂的一生来寻觅生命的真谛。他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做事、做大事,还告诉我们怎样做人,怎么面对历史。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他不仅是一位英雄、一位伟人,在他身上还体现着一种苦苦探寻的觅渡精神,需要我们不断认识、不断开发。瞿秋白以自己短暂的一生来寻觅生命的真谛。他不但是一个英勇就义的烈士,更是一个坦诚的人。他一方面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证明了他不怕死;一方面在临死前又从容     

瞿秋白与鲁迅文学传统

瞿秋白和鲁迅各有自己独特的文学生涯和艺术世界。他们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伟美奇峰;又同属于从“五四”新文学发展到“革命文学”的一大山脉,彼此呼应,两相联袂,朝同一方向伸展。 鲁迅文学传统之所以为后人所特别重视而得到广远的继承和发扬,固然主要因为鲁迅自身的伟大和他的文学的崇高价值,但是不能不说秋白的推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剑走偏锋欲何为——关于《多余的话》的另一种解读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不变节投敌的前提下,一个致力于“求生图存”的特殊文本,可以从中看到瞿秋白的生之顽强和智慧.文中并非全是真话,因其不符合他坚决革命的真实经历,也不符合他在狱中最后慷慨赴死的真实表现.《多余的话》是写给敌人看的,其实际意图,就是在守住底线和尊严的前提下,试图脱离虎口.为此,他剥离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文人”,对自己进行了严苛的剖析,写下了诸多消沉、伤感和过度自轻自贬的文字.瞿秋白剑走偏锋,在“中性”的边缘与国民党高层展开生死博弈,但终因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而遇难.     

瞿秋白所述“历史的误会”含义之新解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曾多处讲到“历史的误会”,归纳为:时代潮流的偶然机缘,将他推向了政治的彼岸,当陈独秀退出中央之后,又“取陈独秀而代之”;“一个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据此,史学界大多认为《多余的话》中包含着消沉、灰暗的东西。显而易见,如何认识瞿秋白提出的“历史的误会”这一问题,对于评价他及《多余的话》是为关键。为此,弓力特以《评瞿秋白的“历史的误会”》为题撰文说: 瞿秋白对马列主义有一定的了解,对中国革命问题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他留俄入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经过

迄今为止,史学界仍有不少同志认为: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主持人是瞿秋白。而实际上,“八七”会议主持人是李维汉瞿秋白则是会议报告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及家长式领导作风已为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改组中央已成必要。因此,在1927年7月12日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共产国     

革命者的真情——一块怀表的故事

1 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来到了莫斯科。当时的苏联正值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经济十分困难。在苏维埃政府号召捐献时,瞿秋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仅有的一块金壳怀表献了出来,而政府为表达对这样一位大公无私的中国同志的革命友情,又回赠给他一块钢壳怀表。从此,它一直伴随着瞿秋白。     

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文教建设的贡献

瞿秋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央苏区时期,在“一苏大会”、“二苏大会”上,瞿秋白都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四年初,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手领导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斗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和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等职。一九三五年春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同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在中央苏区的一     

杂文与评论

杂文,是一种边缘性文体,是说理与形象相结合的一种体裁。瞿秋白为鲁迅杂文选集作序时说:“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这里以论文为中心词,杂文是论文的一种具有文艺性特点罢了。也有人提出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这似乎又前进了一步,文艺(诗)与政论平分秋色,但很难给它定性和归类,也给创作和理论研究带来困难,有人把它当作评论来写,有人把它写成诗。而鲁迅自己的意见呢?他在给徐懋庸的《打杂集》作序时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