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果——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实证研究

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普及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学术界就互联网的政治效应开展了广泛讨论。关于互联网带来的政治效应存在两种竞争性观点:乐观者认为互联网具有积极政治效应,能够促进政治信任、政治兴趣和政治知识;悲观者认为互联网正日益"去政治化",减少了社会资本,带来政治疏离、政治极化等消极效应。现有研究并未探析互联网去政治化对良好治理的影响模式和机制。利用2015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数据与广义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从个体层面检验互联网去政治化的政治效应,讨论互联网去政治化对政治兴趣、政治知识、政治信任和政府质量等因素的系统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去政治化带来复杂的政治后果,总体上对国家治理的良好运行有负面效应。尽管去政治化强化了中央政府信任,但高度去政治化导致公众疏离政治生活,缺乏政治知识,更带来公众对政府质量的负面感知,成为妨碍公众理解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重要因素。     

政治参与和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广东、湖北和贵州三省的实证分析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评价性取向,显示公民对政治系统情感支持的水平。基于对广东、湖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公民政治参与和治理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公民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对高层政府信任有正面作用,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都有负面影响。治理绩效中公民的政策结果满意度、政府过程满意度和政府形象满意度对高层政府信任和基层政府信任都有正面作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要提高政府信任度,一方面需要提升制度化参与效率,妥善处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治理绩效,提升公民对政策结果、政府过程和政府形象的满意度。     

政府信任的理论解读

政府信任对政治系统的秩序维持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理性的政府应选择与公众建立良好的政治互动关系。就政府信任的产生而言,政府信任高低与否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就政府信任的效果而言,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功效。理性的政府要有意识地使人们能够从内心深处"回忆"起国家的民族精神或对政治制度中的基本原则的崇敬之情,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要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亲和力和接近感,实现有机的"社会团结";要尽力以较低行政成本取得较高政治生产力,提升政府政治声誉,提高政府施政绩效。     

政治信任:概念、层次与功能价值

作为民众与政治体系良性互动的重要体现,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一种积极评价、期待及支持。政治信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由高到低依次为对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对公职人员的信任。政治信任在政治生活与政治发展中的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升政治绩效、维持政治稳定、增强政治合法性、培塑政治文化四个方面。     

价值、难点与路径：对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思考

政府绩效评估已经成为衡量和提升政府效能的重要机制,而公众参与是当今行政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必要保障。因而,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成为政府治理目标和价值重新定位与推进政府效能革命相结合的发展要求和必然趋向。制度缺失、观念僵化、技术落后、操作复杂是当前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难点所在,只有建立起科学、可行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体系,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行政民主化的进程,提升我国政府的绩效。     

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CGSS2010数据,从人际信任、社会参与、互惠规范三个维度探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人际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强有力来源,基层选举参与助推政治信任的生成,互惠规范对政治信任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因此,从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出发,提高整个社会的人际信任水平、鼓励公民有序的基层选举参与、培育广泛的互助文化与合作精神,是社会转型期提升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历程及优化途径

政治信任领域存在距离悖论、反距离悖论和等距离信任这三种状态,后两者是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历程中的主导状态。中国政治信任演变历程包含三个阶段、多个特征,这一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生成。从中国多个领域的当前状态来看,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等距离政治信任将进一步稳固,且政治信任程度将进一步上升、盲目信任状态进一步减少。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且可从多个角度加以实现。     

重建公众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西方的经验

当今时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衰退趋势。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显示公众对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是一个由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等诸多原因所导致的复杂现象。为消除政府的“公众信任赤字”，西方国家在重振公共机构活力的“政府再造运动”中通过建设掌舵型政府、合作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电子化政府以及廉洁型政府等举措以期能够重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信任关系。     

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研究——以宁波市力邦社区为例

合作治理作为解决公共问题的途径,主要包括合作治理意向达成、合作治理实施以及合作治理绩效评估三个阶段。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则是治理实施阶段中的关键部分。参与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对话、信任、协商和共享四大机制构成了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的重要内容,理想的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模型应是这四大机制的有机结合。这种理想型主体间互动机制在宁波市力邦社区合作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经济文化维度解读

近年来,中国倡导更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提升本国的制度性话语权。这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打破西方话语霸权,追求多元政治话语的重要尝试。从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话语权拓展到多元主体发声的突破,既体现了全球治理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又展示了中国依据本国现有条件而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和改革的信心与决心。本文将从经济与文化的维度,分析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和价值,探讨中国倡导的提升制度性话语权诉求对国际机制发展的影响,尝试建构性解读中国在国际化格局演进中推进全球治理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