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互联网+医疗”筑牢法律屏障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医疗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互联网+医疗"作为新兴行业日益进入公众视野。但在法律规制层面上,"互联网+医疗"还面临诸多困境。筑牢"互联网+医疗"法律屏障,需要明确立法,提高"互联网+医疗"诊疗服务机构的准入门槛;加强患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建设,增强个人信息保护;完善"互联网+医疗"主体责任追究制度,增强惩罚力度。     

信息安全立法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阐述了信息安全立法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概述了我国信息安全立法工作的发展进程;分析了当前信息安全立法方面存在的立法结构不合理、法规政出多门、部分法规过于笼统、有些法规明显滞后以及公民个人权益缺乏法律保护等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国家信息安全立法工作的有关建议。     

西方主要国家如何保护网络信息安全

近年来,西方国家制定、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将信息活动纳入法律框架。通过立法确保信息安全,特别是通过法律的方式,明确对于不同程度危害信息安全的行为的处罚,是西方各国普遍采用的手段,也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     

试论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完善

完善惩处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可从立法模式、犯罪构成、刑事处罚等方面予以考虑。在立法模式上,可以保持现有的立法模式,同时注意发挥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的作用。在构成要件方面,注意完善行贿行为、受贿行为犯罪化的法律规定。在刑事处罚方面,要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增设针对性强的资格刑,对行贿、受贿设置相同的刑罚。在尽量不对商业贿赂罪犯适用死刑的司法基础上,努力推动立法上逐步废除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规定。     

侵权责任法 缓解医患矛盾的良方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于2009年12月26日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在我国医疗侵权法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些规定为医疗机构和相关人员依法行医、依法解决纷争、依法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建立和完善医疗侵权法律制度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标准应重新界定

我国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立法存在处罚标准低、量刑幅度不均衡、量刑档次不符合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需要、量刑标准不唯一等缺陷,因此,应该完善立法。修改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罪的处罚规定,有利于科学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腐败,有利于发挥刑法的教育功能。完善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设置,应明确犯罪数额标准,制定合理的入罪标准;刑罚幅度应协调合理,切忌"牛栏关猫";加强对贪污受贿罪财产刑的适用;注重法规衔接。     

“人肉搜索”与公民隐私权保护

"人肉搜索"原是网络社区一种高效率的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互助行为.由于网络行为引导与规范法律制度的欠缺、公民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人肉搜索"正成为极易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为实现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促进网络新技术的健康发展,有必要进一步确认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加快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健全和完善网络行为的规范立法,明确与细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制度;建立以案例为中心的网络行为规制和引导的宣传体系以及较为便捷的网络侵权责任追究实现机制.     

健全对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法律监管

健全互联网医疗服务法律监管能够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的有序发展。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服务法律监管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完善互联网医疗监管相关立法,加强信息安全与个人信息监管,健全互联网医疗服务主体责任追究制度,并运用技术手段提升监管能力,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到有法可依,确保个人隐私安全。     

TRIPS协议对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影响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正趋向一体化 ,要求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TRIPS协议正是这样的标准。TRIPS协议是 WTO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TRIPS协议有别于以往的国际性公约 ,明确了知识产权执法程序 ,尤其是刑事程序。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相当广泛 ,其中透明度原则、有效性规则、合理性规则对我国刑事执法的影响比较突出。为此 ,我国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上要更加关注被害人的利益 ,在立法模式上要适应知识产权多变性的特点 ,在刑罚结构上需要进一步完善 ,降低刑事程序门槛 ,使刑罚趋向轻刑化。     

青海省保护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途径

在执法实践中,实行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工作组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执法协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逐步完善,提高了保护效率,拓宽了保护渠道,加大了打击侵权行为的力度,形成了协调、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和执法机制。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查处侵权盗版案件,对于达到刑事处罚门槛的,移交刑事司法机关处理。为减少地方保护对执法的干扰,建立了西北五省(区)及新疆建设兵团区域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加强了案件异地处理和移送工作。     

论网络环境下信用权民法保护

信用权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网络环境下,个人信用侵权出现新特征。复杂的网络环境和我国信用权民法立法尚不完善,都是构成网络侵害信用权的温床。鉴于此,我国应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重视民法在个人信息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探索出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体系。     

信息短波

我国立法首次公开征询台湾地区专家学者意见 8月19日上午，在福州举办的第七届“海峡法学论坛”专门辟出单元时段征求与会的两岸四地专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的立法意见。会上，来自中国文化大学、华冈法学基金会、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的十多位台湾法学专家学者、法律实务界人士发表了意见并提出了修改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起草小组”的主要成员专程到会听取意见，     

"一刀切"与"切一刀"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了"1+3+N"数据法律体系框架,我国个人数据保护制度已初具雏形.其中,"1"即一部基本法,《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个人信息保护被《民法典》归为人格权,即人权的一部分;"3"即三部单行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颁布,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N"即若干配套法规制度,各地区、各行业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制定数据保护和使用规则.建议在现有个人数据保护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府和企业数据的立法规范,并从监管理念、组织保障、政策扶持等层面完善数字经济发展配套措施.     

侵权责任法背景下的医疗告知义务与法律风险防控

医疗告知义务是作为知情同意理论的重要内容发展起来的,"告知后同意"已经成为医方对患者进行医疗干预时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为现代多数国家法律所明确规定。医疗告知既是法律义务,也是伦理道德义务,其基本内容可以分别从法律规定和医学伦理角度进行界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医疗告知义务的主体既包括医务人员也包括医疗机构,但两者承担责任的种类和形式有所差别。实践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准确认识并正确履行告知义务,从而避免或减少法律风险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维护邮政通信与信息安全，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促进邮政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研究

随着司法公开的推进,庭审直播已然成为审判流程公开的重要窗口。在司法公开带来积极社会效应的同时,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却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庭审直播中存在当事人的隐私权保护立法不完善、当事人缺乏对庭审直播的知情权、隐私权保护意识不强以及缺乏对当事人的救济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规则、设置庭审直播告知程序、加强隐私权保护意识以及畅通当事人隐私权受到损害时的救济途径等措施对庭审直播中当事人的隐私权保护进行强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主要问题的汇报——2008年12月22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汇报三个问题:一、侵权责任法草案的起草和修改经过侵权责任法是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民事基本法律。我国民法通则、消费者权     

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的界定及适用研究

《民法典》首次在“侵权责任编”中第1176条确定了自甘风险属于免责事由，这不仅体现自甘风险原则在民法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司法实践人员拥有更加明确的裁判依据，让权益的保护有了应有的边界，平衡了权益保障与公民日常生活行为应有的自由。然而法律往往存在滞后性，在实务案例中存在将自甘风险与受害者同意、受害者过失相混淆以及将自甘风险规则适用于文体活动之外的情形。因此，研究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厘清该规则产生的法律后果及责任承担问题，有助于最大化地避免对公民行为自由的不合理规制。     

关于《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争议及评析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了我国涉外合同的冲突规则，但因其条文原则性强，且较以往国内法规定有较大不同，引发了学者关于第41条特征性履行方法地位的争议。其主要表现为“转换观”与“未转换观”两种学者观点间的对立和冲突。综合国内外立法及实践状况，我国合同冲突规则理论应采“转换观”，认为第41条借鉴了国际立法，将特征性履行方法与最密切联系原则之于合同冲突规则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转换，并可考虑通过一些细化措施，如制定特征性履行方法一般规则、明确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对特征性履行方法的替代、补缺地位并细化其操作方式等途径进一步完善特征性履行方法。     

浅谈现有条件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之策

通过阐明个人信息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前个人信息安全现状和保护工作现状的分析,强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立足现有法律规范尚待健全的客观条件,探索总结以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为基础的个人信息安全治理工作方法,为企业开展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工作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