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证据法学理论的思考

基于证据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审判阶段适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区别于其他诉讼阶段国家专门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刑事司法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以审判阶段为中心设定的证据法规则,检察机关审查证据的司法行为也将受到其制约.从证据法学的角度理解何谓“给审判案件的法官制定的游戏规则”,是检察机关正确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证行为威慑作用的前提;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侦查中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是保障司法公正与人权,实现正当程序和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在侦查工作中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困境:一是非法证据判断标准不一,执法中不宜把握;二是监督机制运行乏力;三是存在隐性违法、证据漂白现象;四是部分民警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识不强。需要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实体性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监督机制,转变侦查理念,加强科学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从而突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     

刍议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介绍国外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适用情况及我国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状况的基础上,时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进行了设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微探

证据是控辩双方在刑事审判中支持其主张、展开攻击与防御对抗的武器,是法官认定事实并据以裁判的基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结合应然性思考,通过比较各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阐述排除规则的价值,对规则产生的理性基础、规则所体现的价值冲突与权衡进行分析,以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     

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适用

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一种体现其法律监督职能的前置排除,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环节阻止非法证据进入审判程序。此阶段适用的排除原则是:对于非法的言词证据应当绝对排除;对于非法的实物证据应当裁量排除;对非法证据的衍生品——毒树之果,应当依法排除。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及完善

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了基本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体系，但由于缺乏详细的配套规则，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运用上，司法机关之间、司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影响法律的正确适用，给审查起诉阶段的检察办案人员带来极大困扰。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细化与完善，不仅有助于检察人员正确运用程序设计，确保案件质量，更有利于充分发挥规则效用，实现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统一。     

非法证据排除的当庭裁决制度初探

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那么如何协调其中各个环节的制约和配合就成了排除非法证据、做出公正合理审判、提高司法效率的重中之重。本文欲在司法公正的视野下，以控辩双方对于证据的合法性产生争议时能否推行非法证据排除的当庭裁决制度为切入点，探寻该设想在我国现行法律价值观和职权主义诉讼架构下推行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分析其在司法实践当中实施的现实障碍，并运用比较法的研究视角，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提出可行的制度建设和构想，以求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程序设计上的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按照非法证据种类和多元利益衡量法的双重标准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应当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理分配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但是要降低证明标准并建立相关的辅助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应当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庭前审查和法庭审理四个阶段中建立起检察机关、法院依职权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和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新规:进步、局限及其适用问题——基于《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分析

"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于受实体真实主义和犯罪控制模式的影响,加之新规系中央政法各机关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为:非法供述排除立场的退缩,"重复性自白"排除规则设置不尽合理,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未能取得新发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证据种类不明,允许重新取证将降低排除规则的实施功效,对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允许随案移送有违非法证据排除宗旨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对被告方再次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进行限制的理由欠充分。尤其是相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仍较抽象,不仅影响排除新规的实施效果,而且不利于加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因此,迫切需要在实践中运用法解释技术填补漏洞,以保障新规的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与反思

2017年新出台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司法解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发展了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解释细化了“非法取证行为”的内涵,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完善了程序性辩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法院在审判前和审判阶段排除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司法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体的排除对象上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难题;而在程序上,律师在程序性辩护中仍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前排除程序的参与不足以及审判阶段排除程序的形式化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应当从根本上增强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从存疑不起诉案件谈证据的正确把握

本文通过对基层检察院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分析,从非法证据排除、矛盾证据的甄别判断等方面分析实践中证据判断的难点所在,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之道,以期有助于检察官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正确把握定案证据。     

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证据应用

投放危险物质罪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是该罪的犯罪对象,犯罪对象的高危险性、隐蔽性、科技性决定了该罪证据的收集、审查与普通刑事犯罪具有不同的要求。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投放危险物质罪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存在主客观方面的问题。因而,有必要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收集意识,将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并重,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侦查的技术含量和鉴定质量,加强对证人的保护,以完善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证据应用。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审查起诉环节的贯彻

当前我国羁押制度中存在的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一押到底等问题,与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有一定的关系。《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权。检察机关如何在审查案件的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情况进行刑事诉讼监督,本文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尝试探讨审查起诉环节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以期实现案件办理过程中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公诉职能中的刑事诉讼监督

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是公诉职能的应有之义。刑事诉讼监督的方法主要有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展侦查监督、运用刑事抗诉权进行刑事审判监督以及通过初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开展刑事诉讼监督。为此,需要建立健全包括公诉一体化机制、协调配合机制、工作情况报告和通报机制、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起诉的内部制约机制等刑事诉讼监督机制。     

刑事诉讼法修订对公诉的影响及对 策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简易程序适用两方面均有较大的改动，这些修订刑事诉讼活动带来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对公诉活动影响较为明显，公诉部门应当抓住刑事诉讼法修订的契机，积极研究应对措施，确保刑事诉讼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     

试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造成的,为制止冤案频发,提高审判质量,"两院三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它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完成了我国刑事诉讼理念从单纯的"反对刑讯逼供",到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转变,但是该规定在执行时还将面临一定的困惑。     

审判仪式化的克服——起诉状一本主义与严格证明法则双管齐下

我国审判仪式化问题不仅来源于案卷移送制度造成的法官预断或后断,而且源于法庭对案卷笔录的不规范采纳上。因此,若要还原审判的实质功能,让当庭审判成为形成裁判结论的真正途径,一方面要建立有庭前准备程序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制度,形式上克服法官对案件的预断,另一方面要在刑事证据问题上采行严格证明法则,克服法官对案卷笔录证据能力的天然推定和证明力的优先接受。     

论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

恶意诉讼是指在民事诉讼领域内,行为人为了追求不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提起诉讼从而损害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为。恶意诉讼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有其特殊性,其认定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恶意诉讼行为是被受理的起诉行为;第二,恶意诉讼是通过合法形式起诉以达非法目的的行为;第三,恶意诉讼行为人诉讼请求最终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第四,原告的恶意诉讼行为使被告造成了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