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67条“坦白”理解与适用之管见

《刑法修正案(八)》将"坦白"提升为法定量刑情节,但其与自愿如实供述并不相同,作为自首的降格认定,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已被司法机关掌握的本人罪行,或者如实交代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但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情形。由于坦白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其仅成立于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在适用上,应将其置于整个从宽处罚体系中特别是与自首的衔接上来衡量从宽的幅度,禁止对其"重复评价",还应探索坦白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的适用空间。     

《刑法》第67条“坦白”理解与适用之管见

《刑法修正案(八)》将"坦白"提升为法定量刑情节,但其与自愿如实供述并不相同,作为自首的降格认定,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已被司法机关掌握的本人罪行,或者如实交代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但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情形。由于坦白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其仅成立于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在适用上,应将其置于整个从宽处罚体系中特别是与自首的衔接上来衡量从宽的幅度,禁止对其"重复评价",还应探索坦白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的适用空间。     

坦白若干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坦白是我国刑事政策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刑法修正案（八）》更是第一次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律化,将其明确体现在刑法中。进而,凭借《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也首次完整的在总则中确立了＂自首和坦白从宽＂的刑事立法。笔者拟结合自首的基本原理及其司法解释对坦白予以分析,认为在认定坦白的过程中,应当从坦白的本质出发,即：犯罪分子自身的认罪和悔罪,以及为司法机关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对行为是否构成坦白进行考察。同时,针对司法实践中适用坦白可能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刑法上之依据,但不具备内容的法定性,应将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予以法定化。民愤与量刑依据存在偏差,不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其对刑罚裁量能够产生特定影响;司法实践中“以强凌弱”的情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量刑的事实根据及量刑要素之匡正——基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2条、第13条的考察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罪刑均衡的重要试点性文件.但该意见第2条、第13条对量刑的事实根据、量刑因素的分类以及“酌定量刑”的适用规则之界定皆值得商榷.量刑的事实根据必须体现刑罚目的；罪刑法定原则与量刑的基本原则决定了“法定量刑要素”与“酌定量刑要素”都是刑法明文规定的量刑情节,只不过前者是刑法具体规定,后者是概括规定的情节.因此,量刑时法官对“酌定量刑要素”必须认真全面考察,不具有自由取舍的权力.     

认罪认罚应被视为刑法规定的独立量刑情节

刑事审判程序的价值和量刑情节的识别依据,决定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从宽依据是刑法而非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从宽是一个新制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念,《刑法》应当补充规定。对比认罪认罚与坦白、自首的构成要素可以发现,认罪认罚包含坦白但与自首存在交叉,在此基础上,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可以认为认罪认罚是独立的量刑情节。当认罪认罚案件中出现坦白、自首情形时,对坦白不作重复评价,量刑时只需根据被追诉人“供述的罪行”范围作出具体判断。     

民愤与死刑量刑的关系——死刑量刑中对“人民司法为人民”理念的贯彻

“两高”报告把“三个至上”作为新时期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两高”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决心。同时“人民司法为人民”的理念也有助于推动和谐司法的实践。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民愤与量刑特别是死刑量刑之间的关系，将直接提升司法实践的社会认同度。科学把握民愤与酌定量刑情节以及法定量刑情节的关系，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问题。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座谈会综述

沉默是一项基本人权 ,沉默权是法定的诉讼权利。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不应否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而应当允许沉默 ,鼓励坦白。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 ,建立严密的配套措施 ,对沉默权予以必要的限制。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

酌定量刑情节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存在系列问题,针对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我们应从量刑模式及方法、量刑实体规范、量刑程序三个方面予以规范和改进,以完善我国现行量刑体系。     

略论酌定量刑情节

本文对酌定量刑情节的定义、法定性及其在量刑中所处的地位等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文中作者首先分析了主要几种酌定量刑情节定义所存在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表述;其次从多个角度论证了酌定量刑情节具有法定性这一本质属性;最后作者批判了理论界所存在的轻视酌定量刑情节的态度,指出酌定量刑情节对量刑影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较法定量刑情节更高的效力层次     

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指法官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并且能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事实。酌定量刑情节非法定性不仅违背了刑法基本原则,更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和酌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的普遍性意义,有必要对刑法第62条和第63条进行相应修改。     

现行侦查模式下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

在侦查阶段,对有关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直接影响着整个刑事诉讼的质量。我国单轨制的侦查模式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导致酌定量刑情节证据的缺失。要消除这些不利影响,面临着主体上、法律依据上等多方面的困境。但现阶段探讨完善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还是应该在单轨制侦查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培养侦查人员的诉讼观念,优化律师执业环境和加强侦查理论研究来实现。     

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指法官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并且能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事实。酌定量刑情节非法定性不仅违背了刑法基本原则,更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和酌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的普遍性意义,有必要对《刑法》第62条和第63条进行相应修改。     

“坦白从宽”的立法及对讯问产生的影响

“坦白从宽”的立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为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从而在量刑上给予较轻的惩罚这个承诺提供了法律依据。无论是从我国的法律渊源，还是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来看，“坦白从宽”都很有必要写进法条。“坦白从宽”主要运用于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讯问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酌定量刑情节的话语分析及其理性反思

酌定量刑情节制度是刑法理论中应当予以更多观照的制度。酌定量刑情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的必然联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而民意与社会形势是影响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主要因素,因而,在民意与社会形势能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这一论争上,似乎应当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回答,并且也许应该对刑法理论和制度规定作出一定修正,从而给民意和社会形势提供一定的支撑。     

论自首的成立条件和认定

自首是我国刑法体系中重要的量刑制度之一。现行刑法对自首制度作了修改和完善，本文就此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自首的概念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同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从这个表述中可以看出，自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自首，也称为一般情况的自首；另一种是被采取强制措施或服刑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自己罪行的自首，也称为特殊情况的自首。两种…     

认罪认罚对逮捕的影响实证研究 —基于300份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逮捕措施是刑事诉讼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对抽样的300份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学实证分析发现,除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认罚以外,其是否涉嫌严重犯罪以及是否存在如自首、坦白等其他酌定量刑情节,于司法机关是否对其适用逮捕措施存在显著相关性。犯罪嫌疑人所涉罪行的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所受损害越严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概率就越大,相对而言其是否认罪认罚对逮捕的影响便有所式微。可借鉴"报应补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认罪认罚制度在未来将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主干,应充分发挥其程序性利益供给效能,在完善制度运行的同时,也能有效改变司法机关审查逮捕的考量思路。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

处于被司法机关审查状态的公民 ,可以自主地选择说话或不说话的方式表达其意志。沉默的表示应当视为以不作为的方式与司法机关合作 ,将正常行使沉默权纳入抗拒的范畴是不妥的。我国“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传统政策应当修正为 :“坦白应当从宽 ,沉默受到保护 ,抗拒必须从严”。正确意义上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与沉默权并不矛盾。在保护人权的同时 ,必须强化国家的司法权 ,根据我国的国情 ,对沉默权应当予以必要的限制。当前 ,应当审慎地对刑诉法第93条进行修改 ,明确规定沉默权只能有限行使     

酌定情节蕴涵的功能及其实然化

酌定情节广泛存在于具体案件中,它的正确适用,具有帮助求解最佳宣告刑,实现刑罚一般公正与个体公正的统一,提高刑罚预防犯罪效果等功能.酌定情节蕴涵功能的实然化,需要将酌定情节法定化,设置独立的量刑程序,确立一套科学的量刑规则,建立刑事判例制度,法官要运用科学的法律价值判断与选择方法对酌定情节进行裁量.     

“坦白”与“从宽”

在深入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不少犯罪分子在坦白自首的道路上踟蹰着,观望着。当然,大多数犯罪分子还是愿意得到从宽处理的。可是近年来,我们的执法机关已经把“坦白从宽”的政策丢光了,往往在处理一些案件中,犯罪分子坦白的越多、越彻底,却越得不到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