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和美国对台政策

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初始 ,对台湾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 :布什表示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 ,并加强了美台关系 ,尤其是军事关系。这在实际上鼓舞了台独势力。陈水扁 2 0 0 3年 9月推出台独时间表以来 ,布什政府的政策又有新的调整 ,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的稳定。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中这也还是它的政策趋向。台湾问题是危险的 ,但在今后数年中仍有可能遏制法理台独 ,不发生向着台独发展的重大事态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奥巴马第二任期基本上延续了第一任期内的对台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即在遵循美台非官方关系基本框架、确保避免冲击中美关系的前提下,给予台湾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支持以稳固和发展美台关系,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作用,积极谋求对台湾问题的更多主动权。从近期来看,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调整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保障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调整却蕴含着很多潜在的隐患和不确定性。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的对台政策经历了从亲台、抚台向抑台的转变,呈现出不断调整、战略清晰化、军事关系强化、与对华政策反向互动等特征.未来美国对台政策将以维持台海现状为主,继续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关系,拉拢日本等盟国参与,对重大"台独"事变发生时大陆可能采取的武力解决方针进行"吓阻",但也会继续遏制"台独",支持两岸接触谈判.我们应当以新的思路改善两岸关系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铲除美国"以台制华"着力点,分化美国"以台制华"同盟,战术上"以美制台",增强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和制度竞争力,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     

美国第115届国会涉台立法探析

第115届美国国会的涉台立法在立法数量上达到空前规模。这些立法有些已通过立法程序而成为公共法律,有些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内容涉及美台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以及对台军售和台湾的国际参与等诸多方面。以《与台湾交往法》为代表的涉台立法挑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国涉台立法的这一现象反映出在两岸力量对比发生明显有利于大陆的变化后,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试图以立法手段实现对台湾的"再保证"。虽然美国涉台立法的实施取决于行政部门对相关政策可行性的认知和判断,但以《与台湾交往法》为代表的涉台立法已成为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因素。     

基于自组织理论解析美日台三边关系的结构性困境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中、美、日三国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也正在向着有利于台海地区稳定的方向转换,但是美日"以台制华"的战略思维定势不会轻易改变。本文基于复杂性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深入剖析历史上形成的美日台"同盟"关系以及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同时就如何在中美日关系三边架构中处理好台湾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

通过对第93～116届国会期间涉台议案和决议案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同步良性发展是限制国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关键外因,白宫在推行对华政策时能否摆脱国会的牵制则是重要内因。后者不但取决于总统所属的政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参众两院,也有赖于总统个人因素。此外,台湾政治游说对涉台立法也有较高的相关性。2016年以来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同步下滑,增加了国会加强涉台立法的诱因。遭到众议院弹劾案打击的特朗普可能屈服于国会的压力,国会势将推出更多的"友台"议案和决议案。美台勾连的强化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展望未来,唯有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朝良性方向发展,台湾问题才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浅析

布什执政初期,其对台政策在"协防"台湾、对台军售、"一个中国"等六大方面,做出了向台湾当局倾斜的较大调整。然而,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外形势变化、中美关系改善和岛内"台独"升级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布什政府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使其对台政策基本上回归到其前任政府的基调上。而且,因陈水扁"法理台独"的冒险行为触犯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布什政府还主动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对岛内分裂活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美台军事关系强化的背景及影响

近两年来 ,美台军事关系明显加强。本文概述了其表现 ,剖析了其产生的背景和影响 ,并对其可能的发展做了前瞻。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布什的新亚太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布什上台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其趋向是更加重视亚太地区.美国正在把军事部署的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并把防备与遏制中国作为其新亚太战略的目标.这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     

布什第二任期的国内政策议程及实施前景

在扼要论述总统选举与政策议程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对布什第二任期的国内政策议程及其出台的原因、实施前景和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布什在第二任内力图把施政重点由反恐和伊拉克战争转入国内,而国内政策议程的重点则放在社会政策立法的推进和实施上。布什提出的建立“业主社会”主张既是其第一任期国内政策的延续,又是一个比“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立法计划更为庞大的政策议程,目的在于巩固和扩大共和党的选民基础,保持共和党在全国性选举中的多数地位。布什在第二任内提出如此庞大而保守的国内政策议程,既有政党和选举政治及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动因,也与布什保守的价值观、政治理念和个人抱负分不开。布什第二任内的国内政策议程的推动和实施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对美政治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美关系面临考验--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其对华政策逐渐向右转,呈现强硬态势.本文认为,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国内因素,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则是其外部考虑.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正在面临抉择,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日本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及原因分析

面对日本长期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乏力,日本央行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持续大肆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大胆采取负利率政策,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引导社会公众预期。政策实施以来,通胀目标时限一再推迟,政策虽在短期内改善了经济形势,但又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及外国政策的干扰。究其原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企业部门缺乏稳定预期、少子老龄化及财政货币政策相互掣肘等因素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     

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实践分析

传统意义上,管教罪犯被认为是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责任。美国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监狱私有化趋势。通过对美国监狱私有化原因、问题及发展前景的分析,对于全面理解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形成竞争性和公私合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私人监狱能够大幅度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主张并未得到证实,但监狱私有化的主要意义在于引入更多的竞争主体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效率。最为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私有化所导致的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本身是竞争的结果。     

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均势生成的一般机制,认为均势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和维持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分别是外部制衡、内部制衡和大国的自然成长。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有不同的主导生成机制起作用。在多极体系中,均势主要依靠大国之间联盟关系的形成与转换来维持;在两极体系中,均势的维持主要依靠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内部制衡;在单极体系下,均势依靠权力中心的自然成长得以恢复。利用多极和两极状态下的历史案例,文章检验了这一核心假定,并考察了均势生成机制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单极体系下均势回归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在权力结构与生成机制之间,联盟的可获性、制衡的实力门槛以及制衡所负担的成本等三个要素起着因果链条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任免人员名单

2019年11月6日:任命丁斌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副主任;任命王欣太为农业农村部人事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人事司二级巡视员;任命王衍为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二级巡视员;任命邵建成为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非效率制度均衡研究

制度转机必然引起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因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从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剧变起步的,首先表现为激烈地改变原有的财富分配结构,但并没有产生财富增长效应,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非效率制度均衡”。普京上台后,加大力度以改变原有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俄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并不多见,普京时期能否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