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     

冷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外交中的同盟逻辑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逐渐开展多边外交以作为对同盟体系的补充,其多边外交具有高度选择性、浓厚的结果导向和特定功能性导向等偏好,难以达到多边主义外交的标准,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及少边主义的色彩更为强烈。美国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与多边外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同盟体系制约了开放、多元的亚太地区架构的形成,并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选项,在客观与主观上都制约了美国采取多边主义外交的可能。另一方面,同盟逻辑贯穿美国亚太多边外交的始终,它积极与同盟及伙伴进行"俱乐部式"的小多边互动,利用同盟体系塑造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多边秩序并日益在多边场合划分阵营,对中国进行多边牵制与施压。     

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区域实践——多边机制的构建与权力政治的挑战

韩国位于地缘政治结构复杂的东亚地区,这使得其所推行的中等强国外交具有特殊性。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在构建东亚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得到了广泛认可。但韩美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和东亚大国竞争的现实,使得其难以在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上有所建树。同时,韩国又面临着朝鲜核问题、中美竞争问题等现实的权力政治挑战,再加上其本身难以割舍的大国抱负,这些都使其中等强国外交的开展受到了限制,难以在区域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实施效果来看,东亚并非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实践的最佳地域,如果韩国将重点集中于经济、人文等次级政治领域,将会取得更大的效果。     

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

本文认为,东亚当前出现"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状况的根源在于新旧嬗变中的地区秩序远未就域内各国的政治安排形成制度化设计,在于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气无力"。历史上,东亚地区秩序曾经历了天朝礼治秩序、条约秩序和冷战下"自主"秩序三种形态。依据历史脉络的梳理,本文认为有美国、中国、日本等七个要素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为明确这些要素的特征及相互作用,本文提出了反映国家和国家关系总体形态的"锥体"模型。美国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决定性变量,利用"锥体"模型,本文认为,美国现实主义的热情与贪婪,地缘战略的坚持与冷静,相互依赖的推动与困惑等特征共同勾画着东亚战略。中国的复兴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突出变量,其显著特征在于整体性的成长。日本"正常化"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另一主要变量,其特征在于日本自身的"二重性"。朝鲜半岛、台湾、东南亚由于其关键性和不稳定性而成为东亚地区秩序的缝合口。此外,俄罗斯要素也不可或缺。在美国要素与中国、日本等要素的复杂互动中,中美关系是东亚地区秩序的主轴,作为其中一方的中国,如何把握自身不断增长的力量至关重要。     

冷战后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探析

两德统一后,鉴于自身实力进一步增强,德国开始在亚太地区加大外交战略部署和投入。为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德国在亚洲各国大力经营公共外交战略,特别是在冷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地缘政治地位凸显的东南亚国家。德国积极开展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首先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其次是想通过插手东南亚事务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制衡中国影响力。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传播企业文化;通过国际教育合作培养亲德人才;通过落实对外援助措施彰显大国担当。德国对东南亚开展公共外交势必对中国产生影响:加剧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增大"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压力,且有可能损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对此,中国需要借鉴德国经验,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并注意谋划与德国有共同利益的外交活动,促进中德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在东南亚各国更深层次的合作。     

地区安全机制比较:东南亚和东北亚

冷战结束后 ,东亚地区成为特别引人注目的地区。在东南亚 ,东盟不断发展壮大 ,影响日盛 ,东盟地区论坛以多边安全对话的形式成为地区很有影响的安全对话模式。在东北亚 ,大国特别集中 ,形成一种大国博弈结构 ,以双边安全对话为主 ,难以形成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本文结合冷战后东亚中的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地区的安全形势的新特点 ,分析比较了这两个地区安全机制的不同 ,并对前景加以推测。     

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

美澳同盟关系缔结于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条件下美国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南部的重要战略支点。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关系在经历短暂的"漂浮"后,又趋于稳定并得到进一步强化。进入21世纪后,联合反恐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澳同盟关系新的催化剂和强心剂。文章拟在分析美澳同盟建立和转型背景基础上,首先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其次分析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转型;最后重点探讨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美澳同盟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及再定义。同时,本文还试图分析作为同盟相对弱小的一方,澳大利亚在追随盟主美国对外战略的同时,如何处理同盟义务与自身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特别是当前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矛盾。文章作者认为,作为一项较为明智的政策选择,澳大利亚可能倾向于加深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仍然依靠美国。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长期政策,澳大利亚将会和美国一道,通过国际组织,极力诱使中国遵守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欧洲安全观与欧美关系

安全是欧美同盟关系的核心。欧洲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程度决定了欧洲外交的空间大小,同时也决定了欧美同盟内部关系的模式。欧洲对冷战后新安全威胁性质的评估既使其意识到自身对国际安全的责任,同时也认识到美国合作的不可取代性。基于这一判断,欧洲一方面努力改善因伊拉克战争受到损害的对美关系,另一方面寻求建立能够反映新的安全形势的新型跨大西洋关系。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将主要取决于欧洲今后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     

危机的理论与理论的危机

本文介绍正统派与其他各种不同经济学派关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生成根源的观点,展示各种经济学派对IMF休克拯救方案以及东亚经济复苏政策的不同看法,探索东亚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     

Caus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he paper studies Russia's Ukraine policy since the Orange Revolution. Russia's policy toward its western neighbor has evolved from unhappy relations with Victor Yushchenko to rapprochement with Victor Yanukovich and then confrontation over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change in Kiev in February 2014. The paper argues that Vladimir Putin's actions following February revolution in Kiev demonstrate both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Although these actions constituted a major escalation, relative to Russia's previous behavior toward Ukraine, the escalation of relations with Kiev also reflected a broader policy pattern of Russia's assertiv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nations adopted by the Kremlin since the mid-2000s. What made Russia's conflict with Ukraine possible, even inevitable, was the West's lack of recognition for Russia's values and interests in Eurasia,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ritically important role that Ukraine played in the Kremlin's foreign policy calculations, on the other. The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ly grounded interpretation of Russia's changing policy that emphasizes Russia–Ukraine–West interaction and a mutually reinforcing dynamics of their misunderstanding. It also addresses four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Russia's Ukraine policy and discusses several danger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美国宪法》批准史探

《美国宪法》批准史是美国立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对宪法批准史的一些具体过程的探讨 ,对各州批准宪法的不同前因后果进行分析 ,从而审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苏共丧权的教训

苏联剧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多种因素中,党是关键。苏共自斯大林确定党内领袖地位之后,逐步消灭党内民主,实行个人集权,形成个人崇拜,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局面在斯大林逝世后也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苏共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从苏共的历史进程看,可以说,在苏联,成也在党,败也在党。     

论宪法在澳门基本法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

1982年宪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依据,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保持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从1988年9月起草澳门基本法开始,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并实施基本法以来,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澳门回归2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新宪制秩序的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展现了开放、多元与活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回顾澳门回归20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宪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精神,对澳门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然,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会遇到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继续以宪法和基本法凝聚社会共识,澳门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new situation

Abstract

The setting up of the U.S.-Marcos dictatorship through the declaration of an “unlimited form of martial law” and under the fascist principle that “all power can be given to the military” has brought about a new situation. Through the crude employment of armed coercion, dictator Marcos as commander-in-chief has arrogated unto himself and concentrated in his hands all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owers. All of these powers are used not only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New People's Army but also against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and all opposition to the perpetuation of a fascist dictatorship. Upon the setting up of this fascist dictatorship,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a civil war of a national scale have arisen. The entire Filipino people vehemently condemn the U.S.-Marcos dictatorship as anti-national, anti-republican, anti-democratic and decadent and are more determined than ever before to struggle for 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refore, for a genuine republic that belongs to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