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武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2005年《美国研究》总目录

(作者之后为年份、期数)理论·总论类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张小明05①………………………………………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门洪华05③…………………………………………———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西方学者对腐败的理论研究周琪05④……………………………………………政治·法律类2004年美国大选剖析张业亮05②……………………………………………………外交·军事战略类布什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杨洁勉05①……………………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王缉思徐辉05②………………………………………试论…     

权力转移与风险态度——美国智库对华技术竞争的策略分析

由权力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迁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则及体系的意愿和行为,较少讨论主导国当面对崛起国权力增长时,其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和策略.文章引入经济学的风险态度理论,探索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在应对中国技术崛起时,改变现有规则的倾向性(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首先以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试图解释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如何影响美国精英对中国风险态度.其次对美国主流智库从2000到2020年所出版的共计301份有关中国技术发展的完整报告进行系统编码,通过编码数据来检验该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智库对中国发展技术背后的意图、两国技术能力对比、中国技术所影响的领域三个方面的认知,会从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角度对美方的风险态度产生明确影响.然而,中国技术发展速度、自主程度以及政策优势,虽然对美方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关影响反而遵循自由主义的合作逻辑.上述发现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逻辑,同时也拓展了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理论,以及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文章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视角

本文对权力转移理论加以扩展,区分实力与政治权力,并探讨了全球层级体系和区域层级体系并存的情形。借助这一扩展的权力转移理论框架,本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的实力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日对东亚政治权力格局态度的变迁,以及前两项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稳定的影响,并讨论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对日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崛起所导致的中日两国间的权力转移有利于东亚稳定,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东亚区域层级体系的态度逐渐由满意转变为不满意,给东亚稳定带来不确定性。本文指出,中国在全面推进与日本的战略互惠关系时,不应在日本"入常"、领土主权等争议上轻易妥协,而应承担起东亚领导者的角色,同时尽可能避免在美国的认知中成为挑战者。     

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

地区体系不仅是支撑全球霸权的组成部分,也是崛起中的大国权力与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根基;地区体系不仅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大国实力分配的场所,而且还是塑造国家之间态度、观念和身份特征的"熔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体系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动力与结果、形态与特征的最为关键的层次。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示出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定位和政策选择的深刻塑造。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和外交政策,而且蕴涵于亚洲地区体系的发展进程之中。只有一个保持了"主体性"的亚洲地区,以及在该地区建立更可持续和更具建设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和地区制度安排,才能够真正发挥缓解权力转移困境、进而增加全球体系和中美大国关系稳定性的作用。     

关系性权力、预防行为与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是对守成国与崛起国权力对比与变迁态势的描述。既有对权力转移的讨论多集中于物质性权力的变化和霸权战争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忽视了对权力关系属性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平互动的分析。关系性权力承载着权力的社会属性，实质是关系，关系即代表权力。关系性权力的变迁即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守成国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出于恐惧可能采取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四种预防行为，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的互动形态。在预防行为的基础上，崛起国可能给予守成国差异化的互动反馈评价，由此塑造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选择与和平、战争议程。文章以此对英德、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进行再探讨，或可为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提供新的思考，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同舟共济”与适应性变革:经济增长、权力转移及中美关系

由于经济增长的差异,新兴市场日益崛起,亚太地区日益崛起,其中中国崛起尤为瞩目。纵观权力转移历史、理论与现实,中国积极寻求融入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安排,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中国成为这一制度的得利较多者,也是满意者和维护者。因此综合长期战略和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策略,除了积极推动美国对当前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外,对于美国目前的困境,中国应该量力积极帮助,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早日复苏和全球善治,与美国"同舟共济"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中国需要战略规划;同时,需要面向未来,准备好美国经济复苏后的策略变化。美国凭其发达的金融业在全球财富再分配中占领制高点,金融业的发展意味着可以在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     

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将美国GDP全球占比作为衡量美国经济霸权的指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项指标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国经济霸权是否在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衰落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GDP占比已不能作为衡量其经济霸权的指标.然而,既有研究在"美国GDP全球占比"问题上仍然缺乏深入分析,对美国经济霸权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无法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通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定量方法,文章对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及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的显著原因.同时,根据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情况的分析,美国制造业外移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繁荣,使美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全球市场.虽然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但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相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张,美国经济霸权却在不断增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一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对小国政策探因——以隋唐时期的吐谷浑与高句丽为例

在美中权力转移的时代关口,崛起国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务意义。文章将权力与文化的解释共同纳入理论框架,用突厥—隋唐时期的不对称关系加以检验,探讨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崛起国会对不同的小国施行何种政策,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其政策。隋唐对吐谷浑、高句丽的政策证实了基于权力的核心逻辑,两大国的权力对比决定了崛起国的攻守倾向,从而产生它对小国的政策基调。吐谷浑与高句丽这组最相似案例否证了文化亲和度的作用。以历史启示审视今日世局,在实力超越美国之前,中国将保持对美国的防御姿态与对小国的和缓政策。     

中日韩卫生合作的现状、挑战与启示

卫生外交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周边外交中的作用不断加大。中日韩三方卫生合作始于卫生安全领域,在对非典危机和禽流感疫情的协调处理中逐渐得以改善,主要表现为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0+3框架,以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机制下开展的多边及双边卫生合作,合作领域从传染病逐渐延伸至非传染性疾病、食品安全、全民健康覆盖等广泛领域。然而,中日韩卫生合作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主导权不明确、合作层次单一、缺乏有效融资平台等一系列挑战。中国应充分认识卫生外交在中日韩三方合作中的独特作用,在中国全球卫生战略的指导下,更加积极主动地引领和推动新型的中日韩卫生合作的转型和创新。     

Changes in the Partisan Composition of the Swiss Government. 1891, 1919, 1929, 1943, 1959, 2003, …?

After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an unchanged distribution of seats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ederal Council), the Swiss executive has experienced a new change in 2003. This change follows up on other changes in the past which occurred at irregular intervals. The question we wish to address in this paper is how these changes related to the electoral fortunes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We find that electoral success does not translate directly into seat gains in the executive. A lag of up to two elections provides the best predictor. Thus, the rapid concession of a second seat to the SVP in 2003 is an outlier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changes in the partisan composition of the Swiss government.     

Crime,punishment, family violence,and the cloak of legal invisibility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trace how the Anglo-Australian system of criminal law constructs crime within the family differently from other forms of crime. The zone of legal impunity for intrafamilial crime was carved out by special defences and immunities, such as provocation and marital rape, as well as polic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effectively decriminalised “domestic” forms of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Legal impunity was never absolute, and there were notable exceptions where the familial and gendered aspects of the crime in fact aggravated the offence, such as the law's treatment of spousal murder by females as a form of “petty treason”, warranting the most severe punishment of burning at the stake. Reform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removed overt forms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from the criminal law, exposing a new legal visibility of crime within “the family”, though as the authors conclude, there are still remnants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fields of sentencing law and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