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新思路——基于国际法视角看南海争端的解决路径

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明确与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海洋权益以及南海的未来法律秩序。尽管泰国湾地区的共同开发经验能够为中国提供借鉴,但南海主海的情况与之有很大区别。共同开发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接受程度不广泛,实际效果不理想,其对南海争端的可适用程度较低。因此,应对共同开发方式在南海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共同开发不能成为解决南海争端的优先选择和主要方式,即便在短期内以共同开发方式为处理南海争端的权宜之计,也应当注重构建一个合理的共同开发机制。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并未被后来的有效国际法律规范所更改或取消,这一权利不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架构来解读,也并不存在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相反,倒是其他南海周边国家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提出的意在分割、控制南海的种种主张更加妨碍南海的航行自由。比较之下,中国的主张更加符合南海水域本身的性质及其适用当代海洋法之后的应然状态。     

中越南海争端解决模式探索——基于区域外大国因素与国际法作用的分析

越南是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主要挑战,如何化解中越争端成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美日印等区域外大国以维护国际法的名义介入南海问题,目的在于防范和遏制中国,维持美国及追随者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和有利地位,这符合越南的利益并压缩了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选择空间。但随着中国区域拒止能力的增强及美日印的合理利益得以确保,后者介入南海争端的决心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南海争端属于政治争端,很难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获得解决,越南主张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的目的是希望借助美日支持,通过滥用国际法条款达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虽然越南欢迎美日印等国介入,但又对美国充满戒备,对中国留有余地。目前,在以武力、国际法和搁置争议的方式维护南海主权均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应利用越美矛盾,在做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探索以实力为基础和平化解中越争端的模式。中国如能采取政经分离的模式,以经济权利的共享换取政治主权的和平维护,则不仅可化解美日印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企图,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南海问题的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之辩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南海问题在今天演变为一个涉及"六国七方"且有域外势力插手的主权争端问题。近期来,因区域外势力强势介入及南海周边某些国家的不负责行为,南海因主权争端而出现紧张局面。维护南海和平,符合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目前出现了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两种理念。比较两者,合作安全更有利于南海主权争端的解决与持久和平。     

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现实困境与博弈破解

近年来,南海主权争端愈演愈烈,一些国家无视我主权主张,不断加紧对我国南海南部丰富的油气资源的侵蚀。本文从博弈论视角对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争端进行描述,分析南海争议各方油气资源开发的主要策略选择。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是解决南海问题的最行之有效的手段。然而,这一主张提出了十几年的时间,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实现,学者们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原因。本文从非合作博弈论的视角阐述了这一主张未能得以实现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实现这一主张的对策建议。     

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路径、动因及影响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程度与介入力度不断增加,其路径包括在多个场合宣扬其南海政策;扩充本国军备,在南海地区显示军事存在;加强与美日菲等域内外国家的联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动因有其自身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考量,也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作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带来重要影响,包括加剧南海争端的复杂性,影响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话语权,阻碍中澳关系的发展及加深澳大利亚自身的外交困境。针对澳大利亚加强介入南海争端政策的现实,中国应采取相应对策,包括在部分国家政局变动与政策变化之际,坚持以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来阻止澳大利亚等域外力量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企图;扩大对澳大利亚各界的外交工作;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中日关系的转圜,压缩域外国家联合制华的空间;以经济的软约束为主要方式辅以军事的硬威慑阻止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     

南海争端“双轨思路”下的制度建设略论

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是南海争端的肇因,而域外势力干涉,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各国在南海地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争端升级预防机制的缺失,也是争端升级的原因。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应就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进行磋商作为"一轨",而"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则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识,应是"二轨"的重点。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扩大并深化与他国的合作,中国与有关国家应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早日完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开始讨论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以解决各方共同遵守的南海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理解南海争端：来自非声索国专家的观点

本文总结了20多位来自非声索国专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观点。大部分专家认为：应该依据国际法解决南海争端；美国在南海的利益包括商业自由航行、争端和平解决与美国海军搜集情报，在专属经济区内搜集情报活动不违反《公约》；九段线缺乏法律依据，且内涵不清，因而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心；在南沙海域争端中，多边谈判是现实途径；海峡两岸最好还是各做各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约束力不够，应该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2011年日本南海政策回顾

日本是对南海问题影响较大的区域外大国,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与日本的介入紧密相关.为了攫取地缘利益,2011年日本积极展开穿梭外交,插手南沙争端,想方设法拉拢有关争端国家与中国对抗.其目的是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在限制中国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但是受中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日本在介入南海争端之时也不会轻易开罪中国.     

东南亚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灰色地带”策略——对越南与菲律宾的比较分析

海洋争端特别是小国与邻近崛起国的海洋争端,为行为体实施“灰色地带”策略提供了天然场域,并且小国奉行“灰色地带”策略的战略倾向尤为强烈。南海问题则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自2009年以来,围绕南海问题的四大议题,以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南海主权声索国,通过实施叙事战争、释放威慑信号、民事介入、构筑“捍卫和平、法治”的国际统一战线、底线试探等多种“灰色地带”制华策略,得以实现不少图谋,加剧了中国的“南海困局”。同时,越菲两国的“灰色地带”策略也存在差异,越南的外宣体系更为精细,更重视不对称军事制衡和海警、海上民兵的作用,而菲律宾则更倚重美国,且其对抗强度起伏更大。避免政策摇摆、进一步强化自身权利主张的合法性叙事,是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反制越南、菲律宾南海“灰色地带”策略的关键。     

越南南海政策调整:演变与实质

阮富仲主政后,越南与中国争夺南海领土主权的总体立场虽然没有变化,但在海域主张管辖范围、岛礁法理地位、岛礁和海域攻防重点等问题上均做出了重大政策调整。此次调整的实质是,越南在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双重背景下,利用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筹码,放弃部分不切实际的权利主张,争取域外势力和东盟诸国的介入以及国际舆论的支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借助所谓时代的力量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越南在南海的战略性收缩,试图以名义上的让步换取既得实质性利益的巩固,集中体现了阮富仲所倡导的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务实外交思想,是越南在全面融入国际新形势下做出的阶段性战略调整。它使中越两国在南海的争端更加复杂,中国方面亟需认真应对,未雨绸缪。     

马来西亚务实南海政策及其新变化

作为南海争端声索国之一,马来西亚对南海东南部12个岛礁提出主权声索,并已武装占领了其中5个岛礁。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不断地开采南海油气资源,成为该海域油气开采的最大获利者。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出于经济利益及防务安全的考量,实行务实的南海政策,尽量避免军事冲突,以政治外交手段捍卫其南海既得利益。近年来,随着南海局势的新发展,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也发生了新变化,对华忧虑明显加深,但经济考量仍然重于主权争端;保持对中国的戒备性反应,但与中国防务合作亦不断加强;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反对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的立场有所动摇。     

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焦点、根源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主要围绕着岛礁建设、航行自由、争端解决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着激烈的战略博弈。其内在根源,主要是两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不同、海洋政策主张存在分歧以及两国对南海地区主导权(或曰影响力)的争夺。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同时,中美两国因互有所求、相互借重不断加深,也不会因南海问题彻底摊牌,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保持总体可控、斗而不破的总基调。但由于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持续加大军事力量的投放力度,两国军事力量正面交锋不断增多,不能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长消,美强我弱、彼攻我守的态势将逐步发生逆转,我将稳步提升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

针对纷争不断的南海主权争端,美国多年来形成了对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反对妨碍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三不"政策。但是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在南海寻衅滋事,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美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和干预南海事务,在旧有的"三不"政策基础上,对其南海政策做出两项直接针对中国的调整,即反对以历史依据提出主权声索和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南海争端,从而形成了美国针对南海的"五不"政策框架。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日益偏离其对南海主权争议的"中立"立场,在偏袒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衅行为的同时,公然挑战中国多年来坚持的南海政策立场,导致南海主权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越、中菲南海政策协调的分析表明,三方在功能性问题上存在着极强的合作可能性。但功能性问题的特点是容易产生矛盾。在对主权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形下,由于担心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公平,深化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越南和菲律宾由于人地资源矛盾突出,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显著强于中国,其南海政策极易获得国内的高度支持,这是越南和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争端中让步的原因,也是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仍表现强硬的根本原因。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制度化程度要高于中菲,其原因在于中越之间存在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多个议题制度化的成果及经验外溢到南海领域,使双方高层在战略上容易达成共识,并对两国的国内决策和执行产生强大的约束力。理解越南和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差异,还需要挖掘两国更多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越南、菲律宾政府各自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利益和相关部门的挑战。可以预计,国内利益多元化将使其南海政策更加难以协调。     

中国的身份认同与南海国家利益的认知

近年来,随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的不断升温,如何界定中国南海国家利益的问题愈发显得重要。身份认同的研究路径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框架。身份认同是一国对"我是谁"的认知,这一认同影响了国家行为体的战略界定,并进而影响一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认知。目前,关于中国的身份认同存在"普通国家"与"体系大国"的双重认知,导致在国内产生有关中国南海国家利益的不同认知,同时,国际社会倾向于通过崛起国的身份来解读中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崛起国的身份认同一旦在国内处于主导地位,将会导致南海政策的重大调整。     

“陆地换海洋”:文莱与马来西亚解决领土争端研究

2009年,经过长期双边和平谈判,文莱和马来西亚最终妥协并实施了两国领土争端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根据此方案,两国就争议领土实现"陆地换海洋"的分割方式,即文莱放弃对林梦地区的主权声索,以换取马来西亚在海上声索方面的让步。尽管两国没有公开谈判细节和条约内容,但根据争议领土的相关历史和两国的具体行为可以看出,这一分割方案一方面受到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受到当事国紧密的人文和地缘经济联系、利益交换的意愿和实现共同南海主张等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一争端的解决为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了解东南亚国家如何解决其领土争端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

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持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奥巴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既与其积极重返东南亚有关,也与其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关,更与其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局谋划有关。中美关系要超越历史上权力转移的陷阱,必须兼顾"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两个维度,把握"核心利益"与"共同利益"两个关键,统筹"维权"与"维稳"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大国是关键"与"周边是首要"之间的关系。倘若两国能够致力于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南海问题将不会如国际社会所担心的那样成为不可破解之题。     

论南海“断续线”的对外传播

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在南海进行权利主张的标志,如今日渐成南海争端的核心争论议题,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南海"断续线"是中国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提出的关于海洋划界的一种模式和主张,在国际法理层面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南海"断续线"在公布后的对外传播中,虽然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未受到任何质疑或异议,并在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默认中实现了"历史性巩固",但在国际形势变化和南海局势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已然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东南亚菲律宾等争端方与美国等域外国家的质疑与日益增多的指责。南海"断续线"对外传播成效不佳是中国在国际舆论,特别是国际海洋秩序话语体系中处于话语弱势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南海主张在国际法理上存在脆弱性。为此,中国应从完善海洋机制和重塑国际海洋秩序方面谋求话语权和建立优势,进而为南海"断续线"在对外传播中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创造有利条件。     

论当前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国际环境

2010年以来,在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以及越南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与外部化政策的影响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日趋增强,主要南海权益争端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趋向强硬。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表明,南海争端矛盾的尖锐化、问题解决机制的多边化、区域外强国介入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环境。而美国与东盟提出的多边谈判和尽早协商通过《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建议短期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从容易解决的争端下手,通过双边谈判首先解决某些具体争端,逐渐消解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是中国应对当前南海问题复杂国际因素、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必要之举。     

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在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分散化的情况下,争端国将采取对抗型对冲。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未来演变可能导致南海争端国实施更具对抗性的对华对冲战略,推动南海局势发生于中国不利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