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需要东方什么样的政治经验?

当前俄罗斯的命运使全社会深感不安,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均纷纷提出关于国家发展的方案。这些方案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东西方之间作选择;第二种是把俄罗斯作为欧亚之间的桥梁;第三种意见认为俄罗斯应当有自己的独特发展的道路。这三种方案提出的依据不同点在于对东西方看法问题上。在俄罗斯土地上曾一度追求“全人类的”西方有价值的东西。不少人提出,应当研究确定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符的意识形态。认为完成了此项任务以后,就可以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又有另外一些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不能只注意“全人类”这个赤裸裸的抽象概念而忽视了具体的人民。他们认为“民主主义者——西方人士提出的任何一个纲领都完完全全地脱离了俄罗斯生活的实际情况。在这些纲领中明显地忽视了其它各国人民——东方各国人民的经验。他们要求全社会需要提高认识,对于“文明社会”,对于“民主”应当深思熟虑,至少要对它们持审慎的态度。他们究竟希望从东方各     

漫漫谈

1.以"价"乱真赵立坚近日转发了一张图,图上文字写道:"中国取得的积极成就如何在西方媒体面前显得可疑?简单!只要在标题加上‘代价是什么?(at what cost)’"图中收集了不少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内容不同,标题格式却如出一辙:"一年后的武汉:这座城市似乎不再受到疫情威胁,但代价是什么?""中国绿色转型:代价是什么?""中国经济看起来趋于稳定,但代价是什么?"……赵立坚对此发出灵魂拷问:"西方媒体在混淆是非方面非常成功,但代价是什么?"     

漫漫谈

1,当头-“BANG”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家商场突发枪击,致3死2伤。此前,一张“美国循环图”在推特上热传。一群词组形成了一个诠释当下美国社会的圆环,依次是:枪击事件→媒体狂欢一反思与祈祷→社交媒体枪支议题辩论→没人真正做了什么→恢复如常。     

西方话语转换及其表现——“中国模式”之争的源与流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西方学者、媒体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话语体系和分析工具，对中国的发展态势作出评判。近年来，他们渐渐放弃“中国崩溃”、“中国威胁”等论调，而代之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话题。尽管目前他们对于中国模式的看法并不统一，但是，话语转换本身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中国国防透明度”报道研究

近年来,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新闻报道及认可程度并未因为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显著提升而出现"正向相关"。通过对相关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认可程度与其国家同中国的政治友好程度"正向相关",而与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媒体实力"反向相关"。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新闻报道主要受到价值观念、刻板印象和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新闻报道呈现一种层次性,不同类别的国家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评判态度明显不一致。因此,中国国防透明度的建构迫切需要与国际传播紧密结合起来,即实现自我塑造与他者建构的契合。     

俄罗斯的工作伦理

他们忘记怎样工作了吗? 乐观主义者认为市场和多元化可以使俄罗斯这个尚置身于民主国家行列之外的强大国家回归到“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轨道。叶利钦和他的经济学家们指望将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作为担保,以取得西方的贷款和资金,却很少有人提及俄罗斯的劳动力这个关键因素。技术是能够引进的,人力因素却不能。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俄罗斯工人都因为长期忍受痛苦而变得麻木,表现出《劳动报》所说的那种“永恒的依赖心理”。他们对自己报酬低微的工作不满,多少年来就意识到他们根本就不是自己无产阶级国家的主人。他们听天由命,对自由市场经济缺乏准备。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本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上,切尔诺梅尔金说:“没有纪律和艰苦的工作,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不能既想象西方人那样生活,又想象俄罗斯人那样工作。”苏联体制将优秀的工人铲除掉了,工人们对工作变得消极,工作中多有算计,最大的创造性都用在了以最小的努力获取最大的个人收入上。 世界上最穷的白人工人—俄罗斯工人将怎样利用经济机遇呢?是使他们的国家再次取得本世纪初那样的光辉成就,还是即使在民主环境下,仍然毫无积极性和缺乏创造精神呢?     

从跨文化视角看“中德媒体对话”

在2008年11月举行的“中德媒体对话”上，中德双方就德国媒体涉华报道是否客观公正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没有达成共识性结果。笔者认为中德两国在国家文化、媒体文化和个体三个层面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文化在定义媒体世界的客观公正上的不一样，这场争论必然无果。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上升到跨文化层面。但这一学术性理想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更并非短期内可实现的。中方至少可向德方传递这样的信息：德国媒体塑造的负面中国形象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中国国家利益受损。     

中东人面对乌克兰危机

这些天,乌克兰成了热点话题,我为了学阿拉伯语,天天追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中东媒体看消息,倒是看到了中东人不同的心思。中东主流媒体基本是跟着美国媒体的思路跑,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也不例外。不过半岛电视台这些日子一直在炒一个在我看来很奇怪的话题:乌克兰危机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这样一个话题竟然也能炒热,折射出了很多中东人的悲观心理,他们对现有世界特别失望,充满不安全感,总觉得明天醒来可能就会失去一切。     

提高领导者与记者打交道的能力——构建和谐媒体关系的新视角

建立和谐的媒体关系关键要提高领导者与记者打交道的能力，这也是“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前提条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记者是客观事实的记录者、新闻舆论的把关者、社会安全的守望者、媒体价值观的践行者。这要求领导者在了解记者社会角色的基础上，走出处理记者关系上的认知误区，以更加积极、开放、开明的姿态，在满足记者新闻需求...     

为什么剩下的都是阴谋论?

我对写“阴谋论”“反转”的自媒体的态度,一般是不接触、不打开,免得脏了眼睛。有时候业务需要,只能去看两眼,就是这两眼已经构成“工伤”了。比如,南京鲁某某为自己孩子出头、在对方孩子家打人的事,我以为有着30分钟的完整监控视频,这个事就算进入法律程序了,基本事实板上钉钉了。但是,还是有自媒体和网友出来喊“反转”。     

新的避难申请者人数持续回落

即将卸任的德国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在“网格式调查研究”年度聚会上向新闻记者们回忆起他们当年的社会政治责任心。劳在汉堡对约300名记者说:“谁要是老在私人生活中挖掘暴料,他就不能承担起引导公众利益的责任”。 劳在“热带丛林野营”节目中说:“如果将一个生活在热带丛林的人展示出来,是令人厌恶的”。媒体不得侵犯     

半岛茶文

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东人开始关注“龙”,半岛电视台等大小媒体都拿中国当作热门话题,可是,无论新闻报道还是专家分析,都一律追随西方舆论,对西方人的说法一点不怀疑。更惊人的是,中东一些媒体对历史极不严肃,凡是涉及中国历史的时候,极少有准确的表述。半岛电视台有一个纪录片频道,前两年曾经播出过一部西方人制作的纪录片《茶叶战争》。     

德国人眼中的美国

德国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克劳斯 -迪特尔·弗朗肯贝格尔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头版上谈了他对美国的看法 ,摘译如下 :如果说在世界政治中确实有人不守规矩的话 ,那么看样子美国人目前正在加紧这样做 ,而且它还尽可能表现得不守规矩。如果说对这个自封为“世界领导大国”有什么可指责之处的话 ,那就是它那自我孤立的单边主义行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尤其从“全球化挑战”的角度来审视 ,这种错误的行为就更不可取。的确 ,布什政府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说他们按多边主义行事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尤其是当这种政策与他们追求的传统民族利益发…     

日本中小学的欺侮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欺侮”是日本的中小学教育中的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病理”现象。日本文部省于1991年12月给欺侮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欺侮,是指对比自己软弱的人单方面地、持续性地施加身体上、心理上的攻击,使对方感到深刻痛苦,学校已确认其事实的行为。”欺侮问题已经成为日本基础教育中的一个“痼疾”。那么,欺侮问题的状态怎样?     

泰国的局势

研究在泰国投资机会的某美国商人,最近对美国驻曼谷大使馆进行了一次不安的访问。他提出了这个国家长远前途的问题。“这是他们都提出的问题,”大使馆的一位官员说,即“泰国是一张使人忧虑的多米诺骨牌吗?” 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许是第一个使用这个小     

吃不吃苹果,这是个问题

关于歧视这个话题,多少有些敏感,有国外媒体称,中国人歧视非洲人。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最擅长的还是自我歧视,一拨人瞧不上另一拨人。     

闵行民警:当“教科书式”的执法视频意外出圈……

我不希望自己出名,但希望这个意外出名的执法视频能够激发更多的市民配合防疫工作。4月6日,一段时长16分钟的上海民警“教科书式”执法视频火了。在片中,执法民警条理清晰地表示:“任何人有任何意见可以提,我们是法治社会,但提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提。现在是抗疫时期,我们公安机关不仅要帮助居民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和治安问题,更要维护法治……”     

苏联的工人和专家们是否准备变革?

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正加速向市场过渡,正加速价格的开放、社会的社会分化的加剧和失业现象等。人民如何对待新的经济现实?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苏联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在三个国家企业(沙德林斯克自动联机动厂、坦波夫“电气仪表”厂和莫斯科“钍”科学生产联合公司)对716名工人和专家进行了询问。被询问的是靠工资生活的普通人,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工业领域广大工作人员的利益、要求和情绪。在讨论苏联可能的发展方案时,所有被询问的人划分成四个组。 30.5％的被询问者拥护沿着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向自由企业家活动的社会变动(进展)。他们当中多数是男人、青年、熟练技术工人、     

城市:利益的共同体

我曾经对“城市”的理解,自以为有过许多颇为惊叹的假设和定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自愧得很。当我认定,我们以产业(经济)划分城市(社区)势力,把城市当作驿站,西方则以城市决定产业,把城市当作家,从而造成规划的无限期、无止境的修改与几百年不落后这一双重结果。又听说广州是中国第一个加入世界大都市协会的城市,便联系同广州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戴治国有了两次深谈,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找寻“共同语言”和“利益共同体”。戴治国无疑是一个城市管理专家官员。但“城市是什么”?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对这个问题谁都可以认为自己的答案…     

改革时期印度尼西亚媒体发展与民主化

改革时期,印尼媒体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被认为是民主化最成功的领域。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印尼媒体转型如何受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变革的影响?媒体发展如何在政治领域塑造新趋势?本文认为政治和社会领域通过媒体所有权、监管制度和媒体文化影响媒体;而媒体通过塑造公共领域、促成集体行动和改变参与者行动方式对政治和社会领域产生影响。媒体扩大了适宜民主和多元社会发展的公共领域;商业资本对媒体的控制限制了媒体自由及其监督作用;一些非媒体领域的法律法规限制了媒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