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全球阴影挥之不去

在国际反恐斗争进入治乱新周期,如何反恐、靖乱和治乱,成为摆在世界面前的全球安全治理难题。2018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随着在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的战事"取得成果",美军已经打败了臭名昭著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然而,美军撤离叙利亚,并没有让世界获得太平,2019年这一年里,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和络绎不绝的枪击事件中,国际社会面临的暴恐威变得更为严峻。     

气候政治的俄罗斯因素——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问题与前景

长期以来,俄罗斯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影响被广泛忽视。俄罗斯曾经是《京都议定书》得以生效的关键性促成力量;未来数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性的能源大国;其累计的高额碳信用额度引起了欧盟和美国的担忧;其拥有的强大的碳隔离能力如若不善加管理,则有可能从碳库转化成碳源,给全球的气候变化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俄罗斯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立场有何变化?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存在哪些问题?在后京都气候框架中又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通过对近年来俄罗斯气候领域的具体分析,将可以找到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动动因

气候变化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全球公共问题。欧盟在全球应对行动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决定了其气候外交行动的方式,并对全球气候行动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探讨欧盟气候行动的深层动因,有助于理解欧盟气候政策的机理和对外行动的逻辑。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的视角研究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全球气候外交论析

气候外交是指国际社会围绕气候治理展开的外交活动。国际气候外交的行为主体十分广泛,包括联合国、主权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国际气候外交对于抑制全球变暖十分重要,但当前的气候外交面临诸多难题。比如,气候外交遭遇到集体行动的难题,并常常被异化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权力外交等。中国的气候外交目前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受到一定的质疑,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必须开展气候公共外交,并在国际责任与自身能力平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全球气候善治与"绿色丝绸之路"——基于治理实验的视角

全球气候善治作为一个全球性目标,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和约束条件.与此同时,由于自北向南的碳泄漏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中和进程决定了全球气候善治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巴黎协定》开启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全球盘点的"混合多边主义"模式,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多元行为体开展治理实验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制度框架.文章讨论了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核心理论要素及架构,归纳出后巴黎时代多元行为体基于不同认知开展的气候治理实验,梳理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通过论证"一带一路"开展气候治理实验的条件及方向,探讨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机制与路径.文章认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在坚持发展导向的前提下,秉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探索兼顾增长与减排的现实路径,实现削峰发展和早 日达峰,为全球碳中和进程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化解国际权力政治对气候议题的牵制.     

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

加拿大长期以来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积极领导全球环境治理的典范,一度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却俨然蜕变为气候谈判中的"拖后腿者"。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多个层面的分析发现,除了美国因素以外,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政治体制是导致其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油砂大规模开发和原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导致加拿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比较劣势;而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正好与加拿大松散的联邦制等制度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加拿大气候政策的转向。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利益的变化和政治决策制度特征共同成为决定国家气候或环境战略的主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案例也反驳了发达民主国家因其制度因素必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积极支持者的命题。     

体制与能力:试析美国气候外交的二元影响因素

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政府遭遇了体制与能力的二元困境:既要平衡体制内部的矛盾,融合地方和党派的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又要提高谈判能力,以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垄断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分配权。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治理谈判进程中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由美国的体制衍生而来的分化消极态度极大约束了其在气候外交和全球谈判的手脚。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体制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美国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日趋分化的决策体制之间的失衡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气候外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等因素,而是美国体制问题和谈判能力二元互动的产物。     

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欧盟气候政策发展中的分水岭。在后哥本哈根气候时代，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大大降低，并且越来越注重国际气候承诺的落实和现实主义气候外交手段的运用。欧盟气候政策的这些变化与国际气候格局的转型、欧盟塑造国际气候机制方式所面临的挑战、欧盟内部气候政治的新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危机的持续蔓延等一系列内外因素密切相关。作为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者和国际气候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政策的变化对欧盟自身、未来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以及中国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鉴于欧盟气候政策的变化尚未尘埃落定，因此其产生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德国安全化气候议题的策略与动因分析

一直以来,德国将气候安全主流化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积极致力于推动国际层面气候变化安全化的实现.德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行为体,其在气候议题安全化上的行为策略和动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现有研究对德国在气候议题安全化中的角色关注不足,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对安全化主体行动策略和动因的分析也较为笼统.本文基于对哥本哈根学派和已有学术研究的梳理和反思,尝试构建安全化策略与动因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框架对德国推动气候变化安全化的策略和动因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德国通过寻求气候安全化话语主导权,利用多种话语平台,积极壮大话语同盟,推动气候议题进入全球安全议程.其安全化政策偏好受到对这一问题与自身相关性的认识、应对气候风险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和安全化气候议题的政治收益三方面因素的驱动.     

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革新及市场化所形成的生态产业对于一国未来发展潜力及经济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生态产业的力量越强,则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越积极与超前。本文通过对欧盟15个成员国生态产业和气候政策立场的分析考察证实,生态产业实力较强的德国、奥地利、荷兰一直是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而生态产业实力相对较弱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是欧盟气候政策的"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的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卢森堡总体上政策立场趋于积极,法国、芬兰、瑞典情况复杂。因此,本文认为,生态产业实力的大小是决定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及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立场的重要因素。     

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转变及原因分析

日本是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参与国家之一,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日本最终选择批准议定书,让国际社会对作为京都会议东道国的日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担当态度赞赏有加。然而《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还未过去,日本就对《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表现出消极态度。文章试图分析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由积极转变为不积极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日本的谈判态度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启示。     

欧盟在国际气候与能源政策中的领导角色和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

本文将欧洲的气候与能源政策以及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予以解读。首先介绍欧盟气候与能源政策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脉络,继而指出当前的问题,尤其是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出现的问题。本文第三部分指出欧盟在这一政策领域的领导作用式微,而且仅有少量迹象表明,在未来几年,欧盟还能像21世纪头10年那样决定国际气候政策。第四部分介绍德国能源转向政策的发展,并将其作为次优机制进行阐述。在结论部分,本文将气候与能源政策的讨论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框架,探讨本文所呈现的视角的其他相关问题。     

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博弈

全球范围内因人为因素而导致的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气温不断升高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有着潜在的或者直接的威胁。气候变化问题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相应地，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政治化进程也在不断发展。     

冷漠与狂热的共栖现象是德国新极端右翼分子滋生的土壤－－评君特·格拉斯的新中篇小说《蟹行》

对纳粹时期的意识形态及其后果进行反思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许多叙事作品的主题.本文试图概括性地介绍并评论作家最新中篇小说<蟹行>的主要内容和叙事特点.格拉斯通过描述一个德国中学生开枪打死一个假称犹太人的网友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折射出德国当今社会内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即德国人面对耻辱的二战历史采取的冷漠或者狂热态度都是德国新生代中极端右翼分子增加的原因.     

欧盟气候话语权建构及对中国的借鉴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涉及了气候政治因素,但对当前兴起的气候话语权争夺态势的研究还远远不足,集中于系统解析欧盟气候话语权建构机制的成果更是缺少。在国际气候话语权争夺战中,欧盟凭借其先发优势,通过气候话语的语篇叙述、句式选择、概念创新构建了欧盟在气候领域的话语权力,值得各国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析冷战后欧美在国际气候话语权领域的博弈态势;第二部分结合相关理论解读欧盟气候话语权的建构机制;第三部分是谈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对全球气候资金的贡献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外气候援助的案例研究

近30年来,美国对外气候援助取得重要进展,经历了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总体而言,美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规模持续增长,但在美国气候事业资金投入中的占比很小;美国提供的气候资金位居全球前列,但占全球气候资金总量的比重持续下降;对外气候援助的渠道越来越畅通,援助效果越来越有保证。美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进程受到国际制度和国内政策的共同影响。一方面,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的指导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明确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外气候援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美国气候政策的发展轨迹。未来,尽管特朗普总统打算削减美国的气候预算,但其行为将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     

试论基础四国在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和作用

基础四国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谈判集团,鉴于其成员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的影响力,该集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备受关注。在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中,基础四国的立场表现出了很高的协调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基础四国的出现和协调行动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在公约框架下展开,有利于后京都气候安排的达成,但也可能促使国际气候谈判集团,特别是G77加中国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基础四国气候谈判集团出现时间尚短,其最终能够在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中发挥何种作用将取决于基础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如何对待联合国渠道与其他渠道的关系、敦促发达国家减排的决心和能力以及是否能够保持G77加中国内部的团结性等。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总体而言具有合作型碎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碎片化时代,鉴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地和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其更多地需要方向型、理念型和手段型国际领导,即一种基于多边主义理念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而形成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这种国际合作领导的方向在于超越传统现代化话语和理念,重聚绿色发展的金球共识,引导全球走向低碳经济,使全球气候治理各方获得共赢。当前,中美欧的三边互动表明,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作为受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并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重要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一定能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成为绿色国际合作领导的关键一方。     

气候正义的僵局与出路——基于法哲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考察

气候正义涉及复杂的国际法与国内法问题。传统国际法强调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而应对气候变化必然要求国际社会合作减排。国际合作减排的前提是各国主动放弃部分排放权利,主动承担减排义务。气候变化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各国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各国所受的负面冲击不尽一致。有些国家必须支出巨额的调整成本以适应变化了的全球气候,而有些国家反而会因气候变化获得短期利益。根据科斯定律初始权利分配原理,气候正义不是简单的排放权的界定与转让问题,它要求运用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原则对不公平分担减排责任的现象进行平衡处理。中国固然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减排,但同时要坚持发展权优先的观点,与工业发达国家展开有理有节的谈判与斗争,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矫正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