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联地区的族际关系

原苏联130多个民族虽曾断断续续地同处于一个大家庭达数百年之久,但从来没有真正和睦、融洽地相处过。苏联解体,有如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切民族间的恩怨嫌隙都暴发无遗,致使有关国家内部局势动荡,矛盾冲突频发,有关国家之间相互成仇、干戈相向。冷战后原苏联地区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集中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纷争和矛盾。就近年的情况看,该地区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俄罗斯人的地位问题,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之间,非俄罗斯人相互间的冲突问题以及俄罗斯的反应及其引起的问题。     

俄罗斯人认知中穆斯林概念的缺失

尽管世居穆斯林的人口比例相当高,尽管今日的车臣等穆斯林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俄罗斯人却很少提及伊斯兰教文明,在俄罗斯人的认知中缺少穆斯林的概念,穆斯林并没有很重要的地位,更没有成为文明冲突的一方。在俄罗斯学者的笔下,穆斯林只有“鞑靼人”、“山民”和“吉尔吉斯人”。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穆斯林文化是落后的,习俗是古旧的,是终将被东正教或工业文明取代的。这种对穆斯林认知中存在的缺陷也是俄罗斯棘手的民族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俄罗斯

俄罗斯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特殊性与其广博的文化地理空间有较大的关系。在文化地理学视域下,可将俄罗斯划分为12个文化地理大区,每个大区的文化、生态和经济资源不同,在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出的特征也各有差异。俄罗斯空间最重要的属性包括完整性、向心性、多标准性。俄国文化空间的完整性是指,作为国家的历史核心使用了“俄罗斯的”这个形容词;向心性属性可以认为是俄国空间组成中的基本属性之一,其空间的中心则是莫斯科;多标准属性是指在分出大的文化地理区域时使用了(历史国家文化空间形成史)标准和民族文化标准。在文化地理方面俄罗斯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点,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是俄罗斯也是中国文化空间的重要属性。因此,像“一带一路”这样大规模的项目,就不仅应当考虑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和基础设施的现实情况,而且要考虑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特点。     

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效果与反思

建构国家认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亟待解决和谨慎处理的重大问题，其核心任务在于妥善处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有效整合国家认同的内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建构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从建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到“俄罗斯世界”的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千年俄罗斯”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理念。在俄罗斯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下，俄罗斯全国各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公民认同感显著增强。俄罗斯挖掘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基因、更新国家认同的定义等做法，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诸多经验和教训。     

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

俄罗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爆发的民族主义浪潮有其深刻的民族思想、社会背景、民族性格和社会基础。“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观念、“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是其产生的思想渊源;解体造成的国力衰退和来自西方的压力是引爆的直接导火线;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两重性、矛盾性和非理性的特征是它的民族性格根源;“新俄罗斯人”、知识分子、军人和军工集团是它的社会基础。     

论俄罗斯新制度安排及其特点

现阶段,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正在努力构建一种与俄罗斯本土价值观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它们被认为是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生基于以下社会背景：第一,叶利钦时期所推行的“自由式”的制度安排,被俄罗斯转型1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行不通；第二,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及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的推动；第三,“可控式”制度安排是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并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及其未来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这种推断的基础上,本文对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及其主要内容和具体表现,以及它对于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促进俄罗斯崛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试图给出一个结论：俄经济发展将有可能沿着具有俄罗斯特征的“可控式”制度安排的方向演进。     

俄罗斯民族的苦难意识

对于苦难,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在俄罗斯,人们崇拜苦难,甚至享受苦难。在他们看来,受难者往往是圣人,受难的民族也往往是英雄而神圣的民族。在俄罗斯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方面,苦难意识“往下走”,进入到历史发展的社会层面,进入到寻常的生活中;另一方面,苦难意识“向上拔”,提升到宗教哲学层面。二者相互渗透、影响、作用, 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特殊的民族心态之一。苦难意识使得俄罗斯人能够勇敢地面对灾难,具有在灾难中生存的能力;但同时,它也会盲目地自我崇拜,居功自傲,甚至夜郎自大。     

俄罗斯新权威主义历史探因

本文在简要介绍俄罗斯当代“新权威主义”政治特点的基础上,从和东正教有关的“君权神授”思想和“第三罗马”理论与普京时代政治体制之间的思想联系入手,分析和论述了“新权威主义”产生的来自俄罗斯民族历史及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旨在揭示隐藏在社会发展形态之下的深层民族性格动因;指出俄罗斯目前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政治形态和格局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其今后的态势走向也必定遵循一定的规律,并充分满足和显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求。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民族意识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经受了剧烈震荡的考验,目前正在恢复常态。大多数人已放弃苏联时代的认同,树立了“俄罗斯公民”的新的民族认同。群体历史记忆,特别是对苏联时代的记忆,是俄罗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民族自豪感依然很强烈,表明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有牢固的社会心理基础。     

论俄罗斯在车臣的反恐战略

前苏联解体后,车臣问题成为危及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的严重隐患。莫斯科人质事件说明,在“9·11”后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新范式。在世界各国政府联合反恐的国际背景下,车臣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恐怖主义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俄车臣反恐战略应定位于瓦解民族分离的思想体系、全方位拓展车臣决策的外交空间以及建构国内反恐机制等三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