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悖论:特朗普崛起的逻辑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以一种相悖相成的方式塑造着美国的精神力量,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构成了理解"特朗普现象"的基本视角。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各届政府均未能在追求"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平衡"结果平等",导致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成为"输家"。奥巴马的应对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社会的矛盾,酿成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在这些因素的叠加推动下,美国多呈乱象,反精英、反全球主义、民粹主义狂飙突起。在这些乱象的背后,有一条潜流贯穿其间,这便是"美国梦"的衰弱。特朗普正是迎合了这股潜流,通过疾呼"重塑美国的伟大"等口号暗示了对重建昔日白人特权的渴望,重燃了白人中产阶层和蓝领阶层对"美国梦"的信心,最终实现了"逆袭"。     

罗兴伽人危机与缅甸民盟政府的内政外交

2017年8月25日,缅甸若开罗兴伽救世军与军警发生了进入21世纪以后最激烈的冲突。这轮罗兴伽人危机是宗教与族群冲突危机、安全危机、难民危机、内政危机和外交危机的综合体,引发缅甸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面对内外重重压力,民盟政府和军方多管齐下,打击若开罗兴伽救世军,维护稳定,重视解决若开邦难民安置、冲突后重建与发展问题。此轮危机原因复杂:若开邦的罗兴伽人穆斯林与若开族佛教徒历史积怨颇深;当地发展落后,争夺有限资源导致双方利益冲突激化;若开罗兴伽救世军军事和组织能力较强;政治转型导致社会高度自由化,网络发展迅速,加剧极端言行的传播扩散;政府在解决罗兴伽人问题上收效甚微;西方强力干涉缅甸内政,导致缅甸限制国际机构对若开邦开展援助,加剧人道主义危机。罗兴伽人危机是持续恶化,还是朝着解决的方向好转,取决于缅甸政府、军方、佛教徒、穆斯林等国内各方力量能否良性互动,取决于缅甸能否与国际社会开展良好合作。     

后工业·后物质·政党——以北欧五国政治文化变迁为中心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转型。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将这一转型称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后工业社会相伴随的是人们基本价值观的转向。如果说工业时代人们主要关注的是阶级冲突以及与这种冲突相关联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分配 ,那么在后工业社会 ,人们所关注的则开始转向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人权、公民自由、性伦理以及战争与和平等这些与阶级不相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在这一背景下 ,北欧政党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公众价值取向模式的改变对北欧政党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政党分野由当初以阶级为基础开始向以议题为基础转变 ;二是传统政党竞争结构中的左—右分野呈现空前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三是选民传统意义上相对稳定的党派忠诚开始趋于弱化。     

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征及影响(2000-2019年)

乌克兰自独立以来,政治民粹主义伴随其政治经济转型进程不断蔓延加剧。进入21世纪,虽然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出现仅十几年,但乌克兰已然成为后苏联空间中遭遇民粹主义浪潮席卷的突出案例。在经历了2014年的政治危机和持续的顿巴斯冲突后,乌克兰政治逐步进入了民粹主义全面盛行的新阶段。乌克兰民粹主义相较整个欧洲区域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反精英和反建制的极端化,强烈的反民主属性和家长制政府偏好,分裂矛盾的意识形态,过度渲染和营造社会危机,以及盲目的区域一体化期待。究其成因,可归结于该国历史上对统治精英"外来化"的认知,独立后缺乏新的民族国家认知与主流意识形态,"团结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整个社会对阶层分化和等级制度的共识。这种特殊的民粹主义,将对乌克兰政治持续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我是查理”:《查理周刊》的谑虐传统

《查理周刊》继承了其前身《切腹》杂志目空一切、尖酸刻薄的精神,是法国颇具激进自由主义传统的讽刺性杂志。它用大量篇幅刊登一些搞笑、伤人甚至蓄意挑衅的漫画,讽刺极端右翼分子、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总统、富商、各种意识形态等。在《查理周刊》遭受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大背景下,通过梳理该杂志的前世今身可以分析《查理周刊》在法国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和社会氛围,揭示该刊在法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和象征意义,并表达作者个人对"我是查理"和"我不是查理"这两个貌似矛盾口号的独立思考:前者是捍卫言论自由的誓言,而后者则强调的是对言论自由这一原则不同维度的微妙理解,探讨的是新闻自由背后的伦理共识。     

2月24日之后斯拉夫欧亚的危机:重访晚期苏联

本文将原苏联领土上最近发生的危机解释为1989—1991年开始的社会转型的延续。苏联的民族地域联邦主义将各个族群的认识政治化和原生化,最终在苏联经济改革后期造成了激烈的民族冲突。普京以他的历史观发起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其基础是对乌克兰历史的泛俄式的理解。这种对历史的政治化让我们想起了苏联后期的分离冲突是如何开始的。当时,一些自治单位希望从所属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分离出来,留在苏联境内。然而,国际社会无条件地支持母国(前加盟共和国),要求分离国(自治单位)回到母国,并通过“占领地保有原则”(uti possidetis juris)的国际法原则将母国的这一提议合法化。一些自治单位已经成为不被承认的国家,而其他自治单位(例如克里米亚)则积累了不满情绪。具有象征意义的是,2008年后原苏联地区的所有战争都是晚期苏联分离冲突的重现。克服分离冲突最流行的外交方案——联邦化——几乎没有效果,而另一方案——土地换和平——也没有取得突破。被激怒的冲突各方倾向于转向单边甚至军事方案:使未被承认的国家成为保护人国的保护国(2008年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由母国重新征服(2020年的卡拉巴赫),以及由...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