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同盟:理想与现实

东亚有可能实行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在开始将是实行共同单一钉住.东亚必须通过加强货币合作来推动地区货币一体化,最终建立东亚货币同盟.东亚有可能在货币一体化的机制化方面先行一步."东盟+3"合作框架对于实现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将起到推动作用.     

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核心货币地位探析

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快速发展,欧元的产生和美元区的快速成长对区域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做出了验证。东亚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而区域货币合作发展却相对迟缓。本文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币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应该发挥核心货币的作用,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中日东亚货币合作——国际关系视角的分析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美元霸权是东亚货币合作的大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东亚货币合作有着更深刻的国际利益分配的潜在内涵,而不只是单纯的区域货币合作问题.美、日、中三方的利益关切共同推动和影响着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日元和人民币都不具备独立作为东亚主导货币的条件,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比较薄弱等现实条件,促使合作成为中日双方的最佳选择,其中,中日双方政治互信的改善对东亚货币合作尤为重要.     

东亚货币合作与中国的角色分析

如何加快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一直是理论界积极研究的课题.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催生了东亚货币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是应对危机的直接反应,"10 3"模式和"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基金思想的具体实践,亚元则是东亚货币合作的最高理想,但目前正在展开的货币合作方案对危机援救的实际效果有限,且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因此,进一步完善清迈货币互换体制、建立区域内汇率稳定机制、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和最终建立东亚共同货币区等分阶段渐进模式是今后东亚货币合作的最好选择.作为地区性大国,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并发挥主导作用.     

“欧元乐园”的迷失与重建——兼论对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启示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元危机是对欧洲区域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一次重大考验,深刻反映了欧洲经货联盟成立以来所出现的两大问题:成员国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联盟合作机制的缺陷。欧元危机给东亚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的启示是,在以欧盟货币合作为样板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区域内信息共享与政策合作,以清迈倡议(CMI)和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为基础加快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区域监管体系;同时加强区域内各国汇率合作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稳步推进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逐步缩小各国之间汇率波动的幅度,以此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     

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

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核心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区域或次区域货币区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 ,两个次区域货币区——东盟货币区和人民币货币区——初步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但都不完备。比较而言 ,建立人民币货币区的条件更为成熟。     

东亚货币合作中的美元因素

国际美元本位制使美国获得了主导东亚地区货币政策的软权力,国际美元本位制的"特里芬困境"对于东亚共同货币的构建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外部效应.东亚美元化削减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所得收益,而强势美元政策使东亚国家面对美元霸权时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亚货币合作最终目标的实现.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一种理想化的共同货币区模式仍然需要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如何利用和应对美元的影响则是东亚国家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东亚旅游业的发展与合作前景

东亚旅游合作是近年来东亚合作一个新的亮点,然而未能在整个区域层次上实现整合.目前,东亚旅游合作主要分布在三个层次上:东盟内部、东盟与中日韩.东亚旅游合作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并建立了一些固定的交流与联系机制.2003年的非典危机给东亚旅游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并提供了一个契机.要进一步推进旅游合作仍面临诸多困难,为此作者提出了几点具体政策建议.     

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

2009年,人民币开启国际化进程,拉开了人民币崛起为一种国际主要货币的序幕,这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但是,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市场扩张的自然产物,还需要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也是一个政治和外交事件。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主要包括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和国际(区域/全球)货币制度两方面的内容。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国内制度改革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在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具体到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领域,中国的货币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努力推动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简称"改制"),二是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性制度建设(简称"建制")。由于来自在位货币霸权国美国的强力阻扰,既有全球性制度改革进展十分困难。中国在区域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分别是金砖机制下的货币合作、"10+3"框架下的东亚货币合作和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货币合作,它们将共同为人民币崛起提供有效的区域制度保障。不仅如此,中国的"改制"和"建制"努力还为未来的国际体系预示了一个国际制度竞争的格局。     

东亚区域化的进展——基于核心价值与发展路径的探讨

东亚区域化发展是一个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历史进程,开放、主权国家共同发展和多领域全面推进构成了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在价值层面的基本诉求;实践层面的东亚区域化进程则主张大力发展非政治性的技术合作,建立区域技术合作机制网络以推动东亚区域化中政治困境的解决.     

日本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及原因分析

面对日本长期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乏力,日本央行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持续大肆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大胆采取负利率政策,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引导社会公众预期。政策实施以来,通胀目标时限一再推迟,政策虽在短期内改善了经济形势,但又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及外国政策的干扰。究其原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企业部门缺乏稳定预期、少子老龄化及财政货币政策相互掣肘等因素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     

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实践分析

传统意义上,管教罪犯被认为是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责任。美国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监狱私有化趋势。通过对美国监狱私有化原因、问题及发展前景的分析,对于全面理解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形成竞争性和公私合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私人监狱能够大幅度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主张并未得到证实,但监狱私有化的主要意义在于引入更多的竞争主体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效率。最为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私有化所导致的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本身是竞争的结果。     

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均势生成的一般机制,认为均势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和维持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分别是外部制衡、内部制衡和大国的自然成长。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有不同的主导生成机制起作用。在多极体系中,均势主要依靠大国之间联盟关系的形成与转换来维持;在两极体系中,均势的维持主要依靠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内部制衡;在单极体系下,均势依靠权力中心的自然成长得以恢复。利用多极和两极状态下的历史案例,文章检验了这一核心假定,并考察了均势生成机制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单极体系下均势回归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在权力结构与生成机制之间,联盟的可获性、制衡的实力门槛以及制衡所负担的成本等三个要素起着因果链条的作用。     

日本《裁判员法》第73条介评

日本新的裁判员法具有重大意义,旨在便捷国民参与司法并提高对于司法的信任,但裁判员法的相关规定却侵犯了国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同时也有违该制度变革的初衷,需要进行重新检讨与制度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任免人员名单

2019年11月6日:任命丁斌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副主任;任命王欣太为农业农村部人事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人事司二级巡视员;任命王衍为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二级巡视员;任命邵建成为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非效率制度均衡研究

制度转机必然引起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因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从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剧变起步的,首先表现为激烈地改变原有的财富分配结构,但并没有产生财富增长效应,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非效率制度均衡”。普京上台后,加大力度以改变原有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俄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并不多见,普京时期能否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还有待观察。     

新加坡反贪刑事法治的特色

新加坡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成功抑制腐败的国家之一,其严密的刑事法网、强力的反贪机构和严厉的刑事执法,有效地震慑和遏制了贪腐犯罪,也彰显了其反贪刑事法治的特色.     

“无”的哲学的现代意义

19世纪末,尼采曾预言之后的两百年期间,基督教的"神已死"与虚无主义的出现。当今世界各个领域,皆呈现出一种"世纪末日"般的混乱状态,犹如尼采的预言。因此,文章首先站在宗教哲学的角度,探究当今世界各个领域走向混乱的根源究竟何在,进而论述由西田几多郎、久松真一、西谷启治所提出的"绝对无""东洋的无""空"的哲学在日本出现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