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视野下的埃及民主转型分析

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演进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一直到穆尔西时期，埃及社会发展始终具有自纳赛尔时代以来的威权主义色彩。在民主化浪潮下，威权主义模式逐渐式微，埃及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存在的种种矛盾不断显现，其民主转型过程也因此充满动荡与暴力。埃及民主的发展，需要从实际出发，实现威权主义的民主化转型，克服社会矛盾，从而实现民主...     

政治转型背景下的缅甸环境政治

环境政治发轫于西方,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环境政治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初现端倪,并逐步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缅甸的环境政治在2010年政治转型前虽已崭露头角,但在威权政治下,环境政治体系发展不健全,在政治生活中长期被边缘化。2010年政治转型后,在经济发展、党派竞争、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及域外力量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缅甸环境政治不断演进,逐步摆脱威权政治的束缚,显示出其特殊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缅甸政治经济转型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环保立法标准显著提高,国际环境话语权逐渐增强。然而,转型期复杂动荡的政治生态却成为缅甸环境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壁垒,日益激化的党派纷争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各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工具。随着"工具化"趋势不断加剧,环境政治对缅甸民主转型、经济发展、投资环境及国际形象的不利影响也在显现。如何避免利益集团利用初级阶段的环境政治渔利,并促成环境政治与政治转型的良性互动,是缅甸政治发展道路上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民主化转型前后的韩国议会肢体冲突概况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波及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末的韩国,轰轰烈烈地拉开了民主化政治转型的序幕。近30多年的民主化发展历程给韩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了万千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国家立法机构的国会,其自身的法律地位、政治功能、权力运行模式,以及议员的行为方式等,也都发生了明显改变。在这些改变中,国会立法审议过程中的肢体冲突现象尤为值得关注。民主化转型和肢体冲突有着怎样的关系,转型前后肢体冲突现象有哪些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更好地理解民主化转型对国会及其立法实践的影响,以期提高对韩国民主政治的认识。     

颠覆型民主化:菲律宾民主转型的力学博弈及依靠力量

通过"二月政变"率先实现颠覆型民主化,是菲律宾政治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在转型的博弈过程中,菲律宾未能形成体制内改革派集团,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间的势力平衡急速地倾向于后者,在野党缺乏动员大众并使政府让步的能力.军队的反叛和教会的介入是民主转型最重要的依靠力量,这使得菲律宾颠覆型民主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冷战后国际民主化视角下的中东欧政治转型——基于若干国际民主测评指标的批判性分析

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畴内的东欧剧变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东欧国家政治转型呈现叠加状态,为冷战后的中东欧政治转型提供了另一重观察与研究的视角。然而,自冷战结束后,以西式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及其研究范式却始终牢牢占据国际民主化与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甚至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话语霸权,而由少数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民主测评指标体系在其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工具性角色。本文从冷战后国际民主化背景下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出发,结合对当前国际上有关民主测量与评估的若干主要指标体系的批判性分析,尝试在廓清西方民主测评指标体系"科学""中立"迷思的同时,对30年来中东欧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及其最新发展状况进行相应的再审视与再反思。     

论当代东亚国家政治合法性转型

本文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视角,对当代东亚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及政治转型进行了分析.战后初期,东亚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以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为主体.20世纪50年代后期,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东亚国家纷纷把合法性基础由以往的西方民主价值观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的权威政治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80年代后期,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再次面临"政绩困局"的压力与挑战,构建东亚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实现政治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就成为东亚政府的重要目标.     

缅甸军政府的转型及其前景展望

缅甸军政府的转型出于国内外压力。转型后的文官政府在政治体制上有民主化变革;在行政人事上实行文官主导、军人公务员并存的体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扩大了民族自治权;在宗教治理上延续了对佛教的控制;保留了军人的主导作用。缅甸文官政府政治前景不容乐观,但其对民主制度的规定与对合法性的追求,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试论东南亚庇护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以威权体制下的资本政治为视域

庇护主义在东南亚由来已久,传统的庇护主义渗入到威权体制的资本政治形态中,资本政治形态则赋予了庇护主义以新的内涵与发展.一方面这是由威权体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基于资本政治的建设.不同威权体制下资本政治的庇护主义模式存在差异性,如泰国是一种兼具合作与掠夺的混合型模式,而菲律宾则是私利取向的掠夺型模式.威权体制与资本政治形态的变迁动摇了庇护主义的存在基础,庇护主义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     

公民社会在民主化中的作用:对新加坡的个案考察

本文试图通过新加坡案例来检验西方学者关于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的结论.西方学者近乎一致地认为,公民社会发展会导致民主化,其核心假设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然而,新加坡公民社会却是在国家的培育和推促下发展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实际增加了执政党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在新加坡案例中,短期来看,公民社会发展不一定直接导致民主化,甚至还可能延缓民主政治的来临;长期来看,公民社会发展并不是民主化启动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民主政治巩固的决定性因素.     

军政关系与缅甸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兼论其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自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缅甸便致力于走议会制民主政治道路,但其发展却屡遭挫折.纵观缅甸跌宕起伏的政治发展进程,其命运始终与军人集团紧密关联,军政关系是直接决定缅甸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军政关系既是塑造缅甸政治结果的核心机制,也是理解其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密钥.在1988年"缅甸之春"之后,军人集团开启了"渐进性脱离"模式的政治民主化转型,军人集团全面领导、设计和构建了"有纪律的民主"这种具有缅甸特色的政治体制.事实上,缅甸"有纪律的民主"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西方式民主政体,而是一种兼具威权统治方式与民主政治规则的"混合政体".军人集团构建"有纪律的民主"这种特殊"混合政体"的根本目的是要继续维持自身对国家的领导,其缘起、形成及建构与缅甸的军政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有纪律的民主"也是缅甸探索走具有本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结果.文章通过结合军政关系来理解缅甸在1988年后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机制,这将丰富对于军政关系、"混合政体"及军人政权转型等方面的研究,也有益于认知当代后发国家自主探索走具有本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特殊规律和前沿动态.     

属灵的冲突来自属物的冲突--东南亚宗教冲突初探

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将是21世纪困扰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东南亚是一个多宗教的地区,婆罗门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都曾经在东南亚盛行一时,东南亚国家在独立以后,一些国家内部的宗教冲突一直连续不断,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泰国南部地区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冲突;70、80年代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和90年代末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导致社会的激烈动荡,带来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损失.本文通过分析60年代到90年代在东南亚地区发生的不同宗教教徒之间的冲突,阐释产生冲突的历史渊源,并从制度的角度观察精神世界的冲突.笔者认为属于精神层面的宗教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些制度层面的失误.因此,解决宗教冲突的关键并不是单纯地针对精神层面的因素,解决宗教冲突的外部原因比解决宗教的内部原因更为重要.     

政治发展理论与东南亚政治发展的再思考——以印尼与菲律宾为例

发展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本文结合既有的政治发展理论,以印尼和菲律宾为例,从政治发展的目标、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影响发展的因素三个方面,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进行了理论剖析,并以此检验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分析概念和框架.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尽管东南亚国家在民主与威权发展道路上有过多次摇摆,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选择民主化发展道路在这些国家巴达成共识.而非政府组织(NGO)与公民社会的兴起是研究东南亚政治发展时需要特别注意的现象.     

战后德国政治体制转型因素分析

本文尝试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因素出发,分析德国在二战后如何成功地实现政治体制转型:即讨论超越法律规范和组织结构的政治文化观念的转变如何通过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推动新政治模式的有效运作;战后德国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如何通过其竞争和经济民主与公正原则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观念,促进民主政治体制的稳固;融入欧洲一体化如何为德国实现政治转型提供坚实的价值背景和程序性环境,从而探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的外部环境在政治体制转型中发挥的作用。     

韩国政党与政党体系变迁动因初探

韩国政党体系的变迁具有鲜明的特点.自1948年制宪始,韩国政党政治的形态就呈现出宗派政治、帮派政治的特征,诸多政党在韩国政治舞台上不断出现和湮灭,韩国的政党政治未能发展到制度化的阶段.目前,韩国虽然实现了从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但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思想、政治文化和南北分裂态势的影响,政党的变动依然十分频繁.本文旨在从环境因素、政治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的角度探析韩国政党与政党体系变迁的原因.     

政治转型、权力结构与政党制度化发展——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政党制度作为现代代议制的核心,其功能的滞后与缺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面临的一大难题.从印尼20余年的民主实践来看,转型后曾占据主导地位的世俗政党呈现衰弱之势,而伊斯兰政党却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政治支持,原因在于二者构建方式与制度化发展路径不同.作为世俗政党代表的斗争民主党,在构建初期即形成以梅加瓦蒂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导致组织制度处于弱化状态,长期制度化发展走向僵化.与之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塑造了繁荣公正党的强组织制度和稳固的党群关系,其组织活力和政治影响力近年来得到显著提升.在政党制度化发展不断分化的情况下,如果印尼国内政治继续朝着保守化方向发展,未来可能面临民粹主义冲击民主制度、宗教力量侵蚀世俗体制的双重挑战.     

缅甸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宗教冲突探析

缅甸目前正处于从军人执政向民选政府过渡时期。然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却越来越严重。宗教冲突首先是在缅甸西部若开地区爆发，然后扩大到缅甸的其他地方。众所周知，缅甸是一个佛教为主的国家，穆斯林仅仅是少数。而且，一般认为，缅甸国内的穆斯林是东南亚地区最不激进的群体之一，而佛教教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和平与非暴力。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缅甸佛教徒与穆斯林的暴力冲突？笔者认为英国殖民统治政策造成的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是缅甸宗教冲突的根本原因，缅甸政治转型过程中日益高涨的佛教民族主义是重要原因之一。     

执政党领导力与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移——基于对印度尼西亚的过程追踪研究

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各不相同。文章假设这一现象的国内政治根源在于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效能，并以印度尼西亚为案例，对执政党领导力如何影响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研究。印尼专业集团党内部的威权结构阻碍该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入；民主党通过内外政策弥补领导力的相对不足，带领该国吸纳外资并实现快速升级；民主斗争党领导力由弱变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畅通生产要素循环，但碍于连任压力升级进程又趋放缓。文章通过对案例的过程追踪发现，执政党内部领导力取决于政党的中央权力结构，影响党内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执政党外部领导力取决于执政联盟的大小与政党代表性，决定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政策及贯彻实施的效率。前者通过顶层设计奠定国家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向，后者通过政治过程决定政府对要素流转的调控效率，两者分别从意愿与能力维度影响一国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投入，进而导致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运用执政党领导力视角分析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移，可为后发国家利用政党政治克服后发劣势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镜鉴。     

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

有关欧洲穆斯林问题的大量研究,往往都关注穆斯林群体在西方世界中身份的建构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紧张关系。但这些分析可能恰恰制造了某种盲区,因为它忽略了文明冲突表象下的阶级问题,也忽视了少数族裔的极端暴力行为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本文认为,今日欧洲的穆斯林问题,不仅仅是宗教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怖主义问题,而且还是福利国家中的阶级压迫以及西方代议制民主危机的结果。所谓文明冲突,很可能是少数族裔、移民群体无产阶级化的结果,而不是源于欧洲穆斯林整合困境的深层次的原因。而从阶级分化这一因素出发,我们可以摆脱将宗教视为自然属性的偏见,从而深刻认识到伊斯兰教对于外籍劳工在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上的意义。宗教和身份与其说是人的自然属性,不如说是成长于特殊经济基础之上结合独特文化元素的产物。因此,以一种基于阶级、身份等多维度而展开的更为丰富立体的视角来分析欧洲穆斯林的问题,将有助于研究者摆脱简单的印象式、描述式研究的局限,从而避免倒因为果的危险。     

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

对半总统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政治科学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转型国家(即原苏东集团国家和原法国、葡萄牙殖民地)选择了半总统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中,出现了过渡模式的多样性。即两种最自然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统—议会制和议会制)、一种略显波折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理—总统制)和两种偏离了原来发展路径的过渡模式——过渡到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格鲁吉亚、2005年前的亚美尼亚和2006年前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及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乌克兰)。根据研究,半总统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频繁出现,共有六个方面的原因:1、半总统制和共产党中央与政府之间的二元权力结构模式之间存在相似性;2、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把行政权力分割为战略和管理两部分功能的主张很容易被理解和应用;3、即使宪法赋予议会任命总理的权力,但由于议会选举结果往往并非自动产生多数派,在此情况下,总统就会拥有足够干预总理产生和内阁形成的机会(立陶宛和后橙色革命时期的乌克兰);4、在由选民直选总统体制过渡到议会选举总统体制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对议会选举产生总统时所设条件的增多(比如,不是简单多数,而是3/5通过方式),而这通常会导致总统长时间的空缺(1990年代的斯洛伐克和2009年以来的摩尔多瓦);5、民选总统看起来更加民主且更能回应选民影响国家政治的愿望;6、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半总统制国家政客们的"演技"使得他们国家的政治能够"娱乐"那些不愿放弃进入"半总统制剧场"门票的民众。     

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领袖

政治领袖是苏联和俄罗斯政治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俄罗斯政治文化一直偏爱强势而有个性的政治领袖,从1917年以来的苏联领袖大多都秉持了这一特点。改革派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由于自己的优柔寡断而丧失了对于改革乃至国家的控制,而与其个人风格和成长经历迥异的叶利钦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最终成为了新生的俄罗斯联邦的领袖。他推动俄罗斯进行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希望使俄罗斯走上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文明之路",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政策方面的失误,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他是俄罗斯第一任民选总统,但叶利钦自相矛盾的执政风格、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诸多生活上的不良习惯都令人诟病,他虽然赢得了竞选连任,但由于身体原因和杜马掣肘,很难有所作为。在经历了复杂的甄选之后,他选择了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且帮助普京顺利当选。有克格勃背景的普京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和无比坚韧的性格的领导人。在接任总理之后,很快凭借自己的超群才能,解决了车臣问题,并且有效提高了社会福利,从而迅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执政之后,普京很快推动了俄罗斯政治制度新的"转型",他通过除了暴力之外的一切手段强化国家权力,打击"寡头",取消地方选举,限制独立媒体,通过"西罗维基"掌控权力,最终使整个政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形成了被称为"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的普京体制。在八年任期结束后,普京拒绝了第三个总统任期,而选择了一项略显复杂的政治安排。将总统职务交给自己的亲信梅德韦杰夫,本人则以总理和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身份继续参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头制"政权,直到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随着时代的变迁,俄罗斯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普京的重新执政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改革可能将会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因为他拥有足够的权力推动改革的进行。虽然面对诸多不确定的挑战,但仍然有成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