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基轴与变量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拜登政府对朝政策走向

随着拜登于2021年1月下旬就任美国总统,美国的对朝政策和朝美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变化.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拜登政府上台后很有可能会像奥巴马政府一样,对朝采取通过制裁和施压等待朝鲜变化和实现无核化的所谓"战略忍耐".然而,在奥巴马政府奉行"战略忍耐"政策期间,朝核问题不断恶化,朝鲜核能力不降反升,政府受到诸多批评.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拜登正式入主白宫后,其对朝政策会走向回归吗?考虑到"战略忍耐"的目标和环境已然发生变化,笔者认为,拜登政府再次"有意"选择"全面忍耐"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能排除其对朝政策最终被归结为"战略忍耐"的可能性.     

美国贸易协定政策评析——基于对USMCA、美韩FTA等贸易协定政策的分析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在"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主导下,美国将"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作为其贸易协定政策的直接目标,在此目标导向下实施了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FTA,启动美日、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等一系列政策活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政策及其实施增加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扰乱了汽车及零部件等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加剧了国际投资环境和市场的不稳定性,对过去70多年来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框架构成严峻威胁.拜登上任后,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政策倾向有明显扭转,并有延续的意图.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生效的贸易协定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可美墨加协定作为美国新政府未来贸易协定谈判模板的地位,且从其加强与友邦和盟国合作的贸易政策导向来看,拜登政府会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生效的美墨加协定、美韩FTA 2.0、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合作深度,大力推进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     

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

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及其团队提出了一项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作为他们的竞选口号及施政纲领。入主白宫后,拜登政府着手推进其"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议程,作为回应国内选民诉求、对冲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影响、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方向及与中国展开竞争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还处于推进落实的早期阶段,但是这一政策暗含的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以及拜登政府将应对所谓"中国挑战",作为政策推进的舆论动员工具,将对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关系走向

拜登上台后高调宣示"美国回来了",试图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力,统一协调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更注重"结盟围剿",其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将美日韩三边关系纳入中美长期博弈框架,将其打造为遏制中国的"堡垒".未来,预计拜登政府会着力修复持续恶化的韩日关系,在增强美日韩三边关系向心力的基础上巩固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以此为基础建立针对中国的更广泛的"民主联盟".借助发挥亚洲盟友的作用,以求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取压倒性优势,达成压缩中国战略空间、夺取重塑地区秩序主导权的目标.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与清晰

本文建立了一个政治—安全以及宣示性政策—操作性政策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希望可以借此更为细致地梳理分析美国对台政策。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政治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安全层面的宣示性政策、安全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四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调整。相对而言，两届政府的操作性政策调整的程度要大于宣示性政策。仅就宣示性政策而言，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的动作较多，而拜登政府(尤其是拜登总统本人)在安全层面的宣示性动作更明显。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原因，一是其认为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图都在上升，二是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战略思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为推进祖国统一制造了障碍，但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发展进步。     

"接触"抑或"制裁":美国对缅甸政策之"两难"

21世纪之初美国对缅甸政策波折不断,在认识到制裁失败的基础上,凭借务实性接触,美缅关系得以全面回暖,但随即美国对缅甸特定人群和目标采取了针对性制裁,直至当前重拾全面制裁的"大棒".经历了如此的循环往复,美国对缅甸政策大有"回到过去"之势.美国对缅甸政策在"制裁"与"接触"两端摇摆不定,"不完全制裁+不完全接触"混合并存一直存在于其政策调整之中.这种特点源于美国对缅甸政策深层次因素的长期影响,其内在的"两难"在拜登政府期间日益凸显且难以纾解,美国对缅甸政策选择的空间进一步缩窄.面对纷纷攘攘的周边变局,中国应积极寻求拓展周边外交,确保中缅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印太战略”下美菲同盟强化的动向与影响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将东南亚定位为“印太区域架构的核心”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全面重启东南亚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优势。因其独特的战略重要性，美菲同盟成为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区域安全机制和提升区域掌控能力，应对和克服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挑战的关键一环。为此，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内部深化”和“外部拓展”两大路径，全方位推进美菲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并在菲方政治势力配合下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美国内政、菲方意愿及美国自身能力等关键因素的限制。     

产业政策实践与美欧关系中的摩擦和协调

修复并提升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在此过程中,产业政策成为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大飞机、半导体和电动汽车三个关键的制造业领域,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各自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塑造了美国与欧盟在产业政策摩擦与协调中的激励环境和议价能力,推动双方在不同行业形成了差异化的竞合模式。产业政策议题在美国与欧盟之间引起的外交分歧,不仅缘于争夺市场份额的经济逻辑,也缘于双方经济体制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性摩擦。拜登政府强势的产业政策实践,对依赖竞争政策进行经济与产业治理的欧盟造成显著冲击。面对美国强加的竞争压力,欧盟在实施产业政策与维护单一市场之间陷入了两难境地。与此同时,美国与欧盟在经济与产业领域合作制度建设的滞后,也制约着双方化解产业政策摩擦与深化合作的能力和效率。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探析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在国内制造科技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开始动员力量,引导舆论,为加强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并把意识形态融入科技发展做好了铺垫。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全面压制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内部筑牢科技发展的基础,打压中国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供应链弹性的建设,建立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拜登政府加强在科技领域对华施压不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全球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几乎成为中美唯一可以合作的领域。然而,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在国内受到掣肘。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障碍。未来,中美两国只有加强协调合作才能促进世界技术革命的进步,为全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及前景研判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断加剧,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漫漫谈

1.荼“独”生灵在“九二共识”30周年座谈会上,汪洋强调:台湾同胞要深刻认识“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的道理。2.“衰”以为常“疯狂印钱的吸(他国)血大法”终于要不灵了?美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拜登政府却依旧否认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经济中心”纽约市的市长、同属于民主党的埃里克·亚当斯“打脸”拜登政府,承认美国处于经济衰退,“华尔街正在崩溃”。然而,在晚些时候被问及时,亚当斯态度暧昧地收回了自己的话……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再分析

美菲两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为实现其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性，没有明确宣布该条约适用于南海，同时美国拒绝将菲律宾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海争议岛礁纳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和南海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而且试图把中国的两个岛礁美济礁和仁爱礁也变相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拜登会改变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吗?——基于产业地理视角的分析

产业地理结构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过去4年中,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表现出"公平和对等贸易"思想深化、贸易保护措施增加、重拾关税工具、单边施压取代多边合作、保护产业相对集中的特征。这可以通过摇摆州产业地理诉求的"放大效应"、票仓州对贸易保护的"自我加速效应"等具体的产业地理逻辑得到解释。结合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来看,美国产业地理结构短期内保持稳定、新冠肺炎疫情下不确定性增加等特点,是影响大选最终走向的重要因素。综合考虑产业地理因素的影响和拜登的竞选承诺,美国新任政府的贸易政策大概率会呈现指向性更明确、非关税政策更多、执行力更强等新特征。     

韩美同盟升级下的中韩经济关系

美国是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用经济手段胁迫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5月9日,韩国新总统尹锡锐上台,韩美关系骤然升温。20至22日,美国总统拜登就访问了韩国。21日,韩国总统尹锡锐和拜登举行了首脑会谈,首脑联合声明的核心内容为,将目前局限于军事安全的韩美同盟关系延伸至面向未来的安全、经济和价值同盟。简而言之,将韩美同盟关系提升至全球全面战略同盟。     

特朗普:反击开始?

众所周知,民粹主义正是特朗普的票源,是当年特朗普逆袭的关键,如今,特朗普将继续依靠民粹主义浪潮来打击拜登政府,通过批评现状,来抢回自己的话语权,树立“还得我来”的公众心理预期。看着拜登迷迷瞪瞪的样子,特朗普眯起了眼睛,尽管现在的他已不再是政治舞台的C位,但他相信,可以重演一百多年前克利夫兰总统的“奇迹”——时隔四年,再度归来。     

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及面临的两难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给予了倾力支持。拜登政府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是：战争最终要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美国不会要求乌克兰在最终的和平进程中做出领土让步；美国不会直接参战；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为了帮助其自卫，并使其在谈判桌上处于有利地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财政预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增加了对欧洲的能源援助，同盟国和合作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有史以来对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规模最大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并在多边机构中共同采取打击和孤立俄罗斯的行动。俄乌冲突造成的后果已显露端倪：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核武器威胁形成对西方的威慑；能源供应链发生深刻变化；粮食供应链中断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紧张；俄罗斯因战争消耗而国力下降。美国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能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已成为美国国内日益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诸多因素，特别是美国和北约与乌克兰战争目标的差异，令美国面临政策选择的两难，而美国国内战略家不断提醒拜登政府：战争的长期化最终可能妨碍美国阻止“新的欧亚霸权崛起”的努力，干扰美国把印太地区作为战略重点的全球战略。     

大国关系及美国大选对全球局势的影响:俄罗斯智库与媒体看法

俄罗斯智库与媒体肯定当前世界秩序处于重大变革时期,特朗普外交政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同时俄罗斯自身还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周边国家关系等问题,需要以“新思维”来看待和解决。不过,俄罗斯官方不完全认可“新冷战”说法。俄罗斯智库与媒体看到,至少在中短期内,中美矛盾将是世界主要矛盾,俄罗斯可以利用中美竞争谋求发展。如果面临两极格局必须做出选择,对俄罗斯而言更优选择是与中国结盟。从美国民主党对俄罗斯的传统政策以及拜登对普京及俄罗斯的态度看,美国大选结果对俄罗斯不是很有利,但无论特朗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方向都不会有原则性改变。对于世界格局,俄罗斯智库判断有多种发展趋向,俄力主多极世界,并将努力推动这一局面的形成。     

波音公司对中美关系的作用

跨国公司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跨国公司受到母国和东道国政策的影响,但又会通过自身的活动对两国及其双边关系产生影响.波音公司作为一个与国家安全有密切关系的跨国公司,在与中美政府的关系中受到国家利益、政府政策等多方面的牵制,但是它又积极通过自身活动对两国政府和双边关系起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并且在此过程中追求其商业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三方互动的过程,中美政府和波音公司都在这一过程中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