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变局与澳大利亚南极政策新动向解析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对外部战略环境的认知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这也体现在涉澳大利亚核心利益的南极事务上。作为南极的地理临近国、主权声索国以及重要参与国,澳大利亚在南极国际事务中一直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随着近年来大国战略竞争态势对澳外交政策的影响不断加深,澳大利亚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南极事务。澳大利亚将南极国际治理与全球地缘政治变革相关联,在延续其南极国家利益、追求南极主权声索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南极外交、强化南极能力建设、增强在南大洋的海上存在等路径,试图巩固其在南极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澳大利亚的南极政策调整,将对中澳南极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路径构建:顶层设计与引领因素

作为较早进行北极研究的国家,德国高度关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北冰洋航道全线开通的愿景,使得德国将参与北极事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3年10月,德国政府出台了《德国北极政策指导方针》,从而承认北极事务与德国日益扩展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德国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驱动力,一是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二是北冰洋航道开发带来的经济机遇。本文概述引领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时代背景、顶层制度设计与战略因素,并梳理北极研究活动与德国的环境责任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德国依靠环境议题设置来获得全球气候话语权的做法,对中国制度性参与北极事务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携手中国极地科考20载 安利再启新征程

自1984年中国首批南极科学考察队抵达南极洲,迄今我国已完成38次南极科考。在这背后,同样离不开社会各界对于科考事业的支持。46亿年前,地球上有了海洋,而海洋孕育了地球上最初的生命。从极地到赤道,亿万年来,蓝色世界生机勃勃。     

论德国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

德国建立了极具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该制度具体体现为劳动者参与管理的两个制度层面:企业层面与公司层面;三个领域:社会事务、人事事务、经济事务;两种权限:参与决定权与参与协作权;三种功能:保护功能、均衡功能与社会福利功能。德国学者从人的尊严保护、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民主理论、制约权力等方面对这种参与管理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但也有论者从侵害所有权、妨害结社自由、累加性参与管理导致劳动者一方处于优势地位等方面对其提出批评。目前德国司法机关多通过所有权负有社会义务和《基本法》规定的社会国原则论证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正当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资协议中的开放条款、企业结构变迁以及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都在影响德国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的发展。德国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对中国制度完善具有积极参考意义。     

德国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以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为例

<正>德国无疑是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德国将中东欧国家视为其经济"后院"及势力范围,因此,中国一中东欧合作机制,特别是中国在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参与,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关注。德国对"16+1合作"机制的看法对中国一中东欧合作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一德国在中东欧国家的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而言,与德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就等同于在更大程度上     

新加坡的北极事务参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北极热"全球化浪潮中,"精英小国"新加坡虽远离北极,但近年来积极争取参与北极事务,已逐渐成长为北极治理中的后起之秀。在新加坡政府积极推动下,双边和多边渠道被灵活应用于新加坡的北极事务参与,其国内各界也实现了北极事务参与上的联合协同,使新加坡自身优势与北极治理需求得到有效对接,堪称"海洋新加坡"的重要开拓。这反映出北极的新加坡影响与新加坡的北极贡献两种视角下新加坡的北极国家利益观,涉及环境安全、可持续发展、政治影响与经验技术推广等方面。新加坡北极事务参与中的利益明确、言行相顾、国内协同和以人为本等成功经验,为同样作为域外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北极事务的参与提供了诸多启示。     

欧盟参与南极海洋环境治理的路径及趋势

欧盟是南极海洋环境治理机制参与主体之一。《南极条约》体系因其具有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以海洋环境治理为核心的南极地缘政治的兴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及相关海洋保护区提案均可视为南极地缘政治的产物。欧盟依据相关条约参与区域海洋环境治理,也受到其行为体特征和力量性质的限制,并承受来自不同条约体系的结构性张力。2018年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欧盟与成员国的权能争议,推动欧盟进一步协调内部立场,但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围绕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仍存在博弈的空间。统一欧盟内部立场,不断拉近不同海洋治理机制之间的差距,通过国际合作把握各方参与南极海洋环境治理的通约性,将是欧盟深度介入南极地缘政治格局、维护其利益诉求的主流路径。     

德国统一后的对欧政策评析

德国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也是欧洲一体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轴心.德国的欧洲政策直接反映了德国政府对欧洲事务的战略与态度,也体现着德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支柱.德国统一后,由于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德国政府的欧洲政策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内在动因、具体目标和实际政策都进行了相应调整.     

美国政府的北极观与北极事务决策体制研究

随着北极地区态势的变迁,美国政府对北极事务的认知也发生着变化,这包括从传统的军事安全与国家安全到综合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从单纯的经济利益到涵盖资源、环保、战略等多元化的利益;以及在北极事务治理观方面的更趋国际合作。鉴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综合利益,北极事务的决策也要求政府多部门的参与。美国北极事务的决策体制存在参与因素复杂,协调性差的特点,这导致了美国北极事务决策的低效与滞后,形成共识难度大,政策执行缺乏保障。这些问题制约着美国引领北极事务议程的雄心及国内北极政策的进程。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德国的中亚政策

中亚大量德意志人的存在使德国在苏联解体后迅速积极地介入了中亚事务,而能源、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以及中亚战略地位的提高则使德国不断增加在中亚的投入并制定了中亚政策；与此同时,德国也推动欧盟积极参与中亚事务,推动欧盟出台了中亚战略.德国在中亚的影响将继续扩大.     

德国科研创新政策的欧洲维度

随着欧洲研究区建设的深入,各国在科研创新政策领域自行其是的时代在欧洲已经成为历史,欧洲层面的科研创新政策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而德国作为欧洲科研创新领先国家,以及欧洲研究区的发动机,对这一进程的参与和应对也就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于欧盟科研创新政策的法律基础与政治框架尤其是欧洲研究区建设和"地平线2020"科研框架计划做了简要介绍,在此背景下梳理了德国对欧盟科研创新合作的积极参与,包括相关战略和辅助措施,并观察分析了德国对科研创新政策"欧洲化"所持的立场与对策。     

德国政党党内候选人推选法律制度研究:以联邦议院的选举为例

为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公职人员推荐候选人是现代政党参与民主政治的主要方式。德国法律对政党的党内候选人推选活动规定了比较详细的党内参与以及选举前后的审查制度。实现政党帮助人民有效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宪法功能,保障党员作为公民的选举权,这些都要求政党的党内候选人推选应当实现民主化,并需要国家的监督。但是为了保护政党自治自由,党内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国家的干涉。目前德国政党党内治理存在着民主制度空洞化的问题,不同政党区别对待党员的选举权有可能损害选举平等权原则,在选举举行前对公民的救济机制存在严重限制。在选举后司法机关对选举活动的审查过程中,议席相关性标准是判断选举是否有效的普遍标准。对于党内候选人推选活动中存在的违法事实是否足以否定选举的有效性,目前在德国司法机关间还存在着不同意见。在法律监督作用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加强政治监督,以实现一个民主的宪法政党政治。     

三重身份视阈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角度共同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识到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德国依托欧盟加强自身安全,并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盟的发展一方面使欧洲国家相互依存强化,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依托;另一方面,欧盟正成为世界一极,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战略未来将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     

从《外国人法》到《移民法》

今年7月,德国的《移民法》在经历了将近四年的辩论、协商和修改之后,终于获得联邦议院和参议院的通过,并将于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至此,德国第一部《移民法》终于尘埃落定。 诚如本期郭小沙先生在"德国《移民法》评说"一文中所指出的,"这部法律之所以称之为德国的第一部《移民法》,并不是因为德国过去没有针对移民事务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而是过去的有关移民事务的法律法规并没有使用'移民(Zuwanderung)'这个词来定义,而是使用其它词     

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再思考——基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北极事务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也日渐深入。根据参与环境的变化和参与范围的拓展,本文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蛰伏期、准备期、初步参与期和全面参与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国的北极政策实践都受到了一定时空条件的影响,具体可从参与意愿、参与能力等内部因素和参与需求、参与渠道等外部因素进...     

大国经略非洲研究(全2册)

正作者:张宏明主编大国经题非洲研究出版时间:2019年7月ISBN:978-7-5201-5165-8定价:198.0元本书选择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以及印题鼓罗斯、巴西8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国"。这些国家多为地区乃至世界大国或强国,它们凭借在非洲的利益存在或力量存在,对非洲事务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也因此成为中国在非洲的主要"利益收关方",中国"走进非训"或在非洲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它们产生利益交集。     

冷战后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探析

两德统一后,鉴于自身实力进一步增强,德国开始在亚太地区加大外交战略部署和投入。为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德国在亚洲各国大力经营公共外交战略,特别是在冷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地缘政治地位凸显的东南亚国家。德国积极开展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首先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其次是想通过插手东南亚事务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制衡中国影响力。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传播企业文化;通过国际教育合作培养亲德人才;通过落实对外援助措施彰显大国担当。德国对东南亚开展公共外交势必对中国产生影响:加剧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增大"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压力,且有可能损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对此,中国需要借鉴德国经验,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并注意谋划与德国有共同利益的外交活动,促进中德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在东南亚各国更深层次的合作。     

德国国有企业管理的特点

德国的国有企业包括了国营企业、国家主办企业和国家参与企业。长期以来，德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体系。本文对此进行了介绍，并略过它们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所具有的参考价值。     

德国农业援助:战略、机构设置和途径

顺应国际发展援助趋势和德国本土援助政策的调整,德国对外援助越来越重视农业领域。本文通过对德国发展援助相关机构的调研和政策文本的梳理,分析了德国农业援助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以及优先国家等;分析了多部门共同参与德国农业对外援助的组织体系,比较了不同部门农业援助的异同;分析了德国农业对外援助从决策到项目的纵向管理结构以及农业咨询公司、非政府机构和教会组织的参与;以及分析了德国农业对外援助的主要方法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