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蒙古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本文从国内和国家层面对转轨以来蒙古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分析。国内层面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民族、宗教和极端民族主义问题。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对国家安全的敏感和重视,其目的一是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二是鼓舞民众的斗志,减少失落感;三是从文化和心理上与两个邻国划清界限;四是引起世界的关注,扩大国际影响和地位,发展经济。     

论蒙古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起蒙美互称邻国,到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访蒙,两国正式确认互为邻国.蒙古视美国为"第三邻国",认为美国是其政治和军事安全的保障.而美国愿做蒙古的"第三邻国",看重的是其在中俄之间的战略地位.近年,蒙美政治关系不断深化,特别是双方超乎寻常的军事合作引人瞩目.美国一旦控制蒙古,将形成"北抑俄罗斯、南遏中国"的战略态势,进而可使其在东亚和中亚的战略部署连成一片.对美国而言,蒙古是其在太平洋地区战略棋盘里的一颗棋子,不仅是战略遏制的基地,也是制造中国周边不宁的一张牌.     

中立战略与蒙古国对外安全战略选择

蒙古国自1924年建国至今,在对外安全战略上先后选择了"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盟战略,"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平衡战略以及成为"永久中立国"的中立战略。相比建国初期选择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盟战略,民主改革时期选择的"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平衡战略更具有优越性,它不仅使蒙古国从完全依赖于某一国家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还使蒙古国的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由于毗邻大国和域外大国关系紧张导致蒙古国威胁感知上升,从而在2015年调整其对外安全战略、选择中立战略成为永久中立国。其主要目的是在不得罪两个邻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有效的永久中立国身份获得他国对其安全上的保障。     

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与路径选择

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实现中国周边外交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基于"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的高度契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上合组织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作为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最重要的合作平台,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诸如政治安全保障、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与人文合作机制等重要公共物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蕴藏的合作潜力有助于扩员后的上合组织整合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利益需求,提升组织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但上合组织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与配套措施还不足以有效地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持续深入推进。因此,上合组织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组织定位,通过推动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政策沟通,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塑造组织认同等路径来实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效对接。     

中国的身份认同与南海国家利益的认知

近年来,随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的不断升温,如何界定中国南海国家利益的问题愈发显得重要。身份认同的研究路径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框架。身份认同是一国对"我是谁"的认知,这一认同影响了国家行为体的战略界定,并进而影响一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认知。目前,关于中国的身份认同存在"普通国家"与"体系大国"的双重认知,导致在国内产生有关中国南海国家利益的不同认知,同时,国际社会倾向于通过崛起国的身份来解读中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崛起国的身份认同一旦在国内处于主导地位,将会导致南海政策的重大调整。     

身份认同视域下的缅甸“罗兴伽人问题”探析

缅甸若开邦罗兴伽人的生存与发展引起全球关注,而对罗兴伽人的介绍、分析绕不开一个话题——身份问题。作为一个群体,罗兴伽人存在族群身份和公民身份两种角色。从族群特征来看,罗兴伽人的族群特征是明显的,且族群认同较高。但从1982年《缅甸公民法》来看,罗兴伽人未被承认为缅甸本土少数族群,亦未被赋予公民身份。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原本广泛存在于世界上多族群国家的族群认同与公民认同之间的矛盾在罗兴伽人身上演变为另一对事实上的矛盾:罗兴伽人处于一个内部较高的"自我假定"的族群身份认同与未被"他者赋予"族群身份、公民身份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当前罗兴伽人身份认同陷入尴尬境地。     

国际关系中的“关系”理论与“后华性”实践

在国际关系研究文献里,20世纪末发生了"关系"转向,不同知识社群之间展开了一种以"关系"为主题的学术对话。每一个国家在行动的时候,都必然表达出国家的身份认知,而这种国家的身份认知已经包含在该国的历史、地缘关系脉络里早已形成的与其他行为者及地缘生态之间的"关系"。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国家身份中已然具备的"关系性",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大家都拥有的"共同性",可以促成彼此接受,确保国际秩序。"共同性"可进一步分为"前置共性"和"即兴共性"。前置共性是在自己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影响自己身份认知的某种与他人或环境之间的共性,这方面的讨论常见于英语的文献里。即兴共性是一种策略性的身份战略与角色安排,是在实践一种为了营造共性而不断开展的"后身份",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无异于是为了在他人的身份中开辟"中国性"或"华人性"而调整自己。如此因应他人而不断调整的后身份,在概念上无法加以定义,因此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后华性"的研究议程,追踪国家或地区行为者之间如何营造并识别彼此共享的中国性或华人性,以有利于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对难以捉摸的"即兴共性"进行实证研究。     

类属身份、结构矛盾与俄罗斯北极战略重构——基于地缘战略心理视角

在北极自然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这是北极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则是俄罗斯发展区域海权与美国护持全球海洋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在北冰洋的具象化。本文为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战略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北极地缘政治态势,尝试构建由地缘类属身份、地缘战略心理和地缘战略行为构成的互动模型,分析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认知和动机。本文认为,海洋霸权国、陆海复合强国及其陆海邻国,基于知觉警觉、知觉审慎和知觉防御等地缘战略心理认知,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战略行为特征。海洋霸权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奉行实力威慑和同盟制衡的遏制战略;后者则奉行战略适度原则,为分化海权同盟实施防御性楔子战略,为平衡力量对比实施建设性稀释战略;陆海邻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倾向于合作和推责,但如果威胁感知加剧,陆海邻国将选择追随和投靠海洋霸权国。这进而导致陆海复合强国的战略适度转向战略集中,对海权同盟实施进攻性楔子战略,加强与域外国家合作以实施重构性稀释战略。     

上海合作组织介入阿富汗:背景、问题与方式

201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接受阿富汗为观察员国,这既说明阿富汗问题在上合组织议程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也表明了上合组织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意愿。阿富汗问题的性质及其"溢出效应"对周边国家带来的影响,加上美军与北约军队2014年撤出阿富汗后给地区局势增添的变数,加强了上合组织进一步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必要性。而在介入阿富汗问题的方式上,上合组织需要克服组织内部存在的局限以及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采取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地区国家间关系结构的优势,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加强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并以加强阿富汗政府的治理能力为主要关注,确保阿富汗独立和中立的国家地位以及使各项支持与援助行动真正符合阿富汗人民的需要。     

后冷战时期波兰的民族认同与俄罗斯观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民族的"他者"的变化互联互动。俄罗斯在波兰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以"他者"的角色而存在,对后者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就波兰人的民族认同来说,俄罗斯的负面形象发挥着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功能。后冷战时期的波兰完全放弃了关于其身份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旧有观念,其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剧变后的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深刻影响着后冷战时期波兰的俄罗斯观的转变和波俄关系的调整。     

论国际组织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兼论东盟不干涉内政原则演变的原因

本文讨论了国际组织与成员国共同利益、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个体利益以及国际组织与非成员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从国际组织与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角度,对东盟不干涉内政原则演变的原因做出了个案分析.同时指出,国际风云变幻只是为国际组织的行动提供了外部推动力,从本质上看,国际组织的一切行动最终根据其代表的利益而变化.     

国族塑造与族群认同——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华族身份认同变化

东南亚华族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过程中,华族的身份由"华侨"、"海外华人"转变为"华人",这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其中包含了对他们政治身份、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本文描述了华人身份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并从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来分析其中的原因;结合冷战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探讨全球化进程中东南亚华族身份认同的新变化.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困扰。在共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在同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动态互动中形成内部的统一;在历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重构历史观念。俄罗斯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所赖以维系的国家意识形态被抽离,但是地缘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一方面,地理观念作为国家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不可分离,基于地理的领土扩张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巨变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侵蚀,导致地缘综合征在俄罗斯社会的蔓延,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大量的地缘政治话语,反映了它在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面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追求。俄罗斯在国家层面所致力确认的身份,是一个通过传统价值凝聚起来、具有独特性的完全的主权国家;在地区身份的塑造上,俄罗斯不再追求以前的"主宰性"角色,而是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性"地位,将后苏联空间纳入其势力范围;在全球身份的追求中,俄罗斯希望成为大国协调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并不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加强认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地缘政治具有对抗性与零和博弈的特点,其负面效果显而易见。从传统的观念和当代的现实来看,俄罗斯无法摆脱"地理的诅咒",迷失在地缘政治中也许是俄罗斯的宿命。     

俄罗斯加入WTO对其与独联体国家及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加入WTO可能对俄罗斯进出口贸易、产业发展和未来的经济走向带来的影响,梳理了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尤其是中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关系,总结了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特点,重点探讨了乌克兰危机对前苏联国家以及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影响,明确指出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中俄两国与中亚都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双方共同发展与中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

自1917年阿拉什奥尔达政府通过民族党纲提出"民族国家"原则,至2014年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独立日庆典讲话中提出"永恒国家"精神,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与"国族"概念、以及民族精神内涵和民族国家观,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转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其目的 均在于:在多元文化与民族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维护和促进族际合作,实现共同利益与目标;构建以哈萨克斯坦利益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加强公民的"哈萨克斯坦人"身份认同,进而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过程中,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结构、经济实力、政治意愿、发展战略、联盟选择、国家认同与核心利益发挥了关键作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俄中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路线途径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国土,因此,俄罗斯不可能对这一倡议持漠视态度。在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优先方向开始从西方转向东方。俄罗斯需要利用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带来的机遇,提升与所有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水平。在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俄罗斯需要与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中亚国家在内的东部近邻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得进展。因此,即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都应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积极参与方。     

地方性知识与东帝汶的国族建设

在尚未有效建立现代国家集权体制前,东帝汶就进入了吉登斯所说的"民族国家的全球时代",因而其国族建设历程与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论述有所不同.作为在2002年才重新取得独立地位的民族国家,东帝汶既面临凝聚人心、建设国民身份认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任务,也需应对全球化对中央分权和地方自治的要求.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祖先崇拜、神灵信仰、非对称式联姻制度以及二元政治结构等东帝汶地方性知识体系,论证其在东帝汶的国族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东帝汶的案例说明,国族建设不能被简化为"技术性"问题,政治和经济属性无法替代国族建设的文化属性,而且国族建设需要"自下而上"的草根视角,地方性知识与实践至今仍影响着东帝汶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观念,也持续影响其社群关系和社会结构.     

理性偏好、共同体意象与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

理性偏好与共同体意象是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生成的重要变量,其相关研究为理解不同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背后的文化差异及建构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也是其理性偏好与共同体意象不断碰撞、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西方不同的理性偏好对应不同的共同体意象,进而导向不同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建构实践。西方个体理性思维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功能型共同体"。功能型共同体系个体利益诉求的拼凑与叠加,难以生成持久的互补利益与共同身份,最终形成了当代西方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格劳秀斯困境"。中国关系理性思维则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已形成一定共同体感的新型国际制度安排,重视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的互依性与同构性,其进行的"孔子改善"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西方制度性话语权面临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关系理性调和个体理性,以命运共同体补充功能型共同体,以"孔子改善"开解"格劳秀斯困境",是当代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走出西方困境、获得真正的全球价值的必由之路。     

毒品贸易与上海合作组织:前景与矛盾

从上合组织所在中亚地区的有组织毒品贸易的视角看,全球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何日益成为影响上合组织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反毒品贸易政策上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认为反毒品问题是中亚地区第四股恶势力,应成为上合组织发展的优先方向,反之可能对其构成不良后果。为此,上合组织应采取加强边境安全与海关检查、澄清上合组织以及其他与其优先方向类似的地区多边机构关系等措施。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初探

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地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们对本地区冲突管理的贡献上。上海合作组织基于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对域内重大突发事件与成员国间的频繁冲突,均采取不介入姿态。但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后,成员国间冲突的复杂性和强度显著升高,这将对组织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干扰,也对中国在组织内外的战略利益和"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制约,上合组织合理管控成员国间冲突势在必行。本文梳理各大区域性组织积极调解冲突的实践与成果,分析上合组织调解成员国间冲突的内部需求和对中国的战略利好,并总结国内外学界的相关观点,认为上合组织调解冲突是必要且迫切的。通过提炼上合组织调解冲突的五大优势和三重障碍,认为调解具有理论和制度上的可行性。在坚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前提下,上合组织应创建以预防冲突、控制风险为目标的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力争将冲突的频率、烈度及对组织的冲击维持在较低水平,为组织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中国则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