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区块化”的演变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在韩国政界、学界都是一个持续升温的关注热点。而有关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讨论在中韩两国的学术界都有过一些颇有见解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分析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本文作者选择的视角同样是从演变中的全球体系中观察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即冷战后全球体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一超多强"或雁阵式结构也不能恰当描述全球以及地区的变化趋势,同时韩美同盟体系的"升级"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该同盟的单向强化。本文将首先回顾并分析冷战后相对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出现相对松动的"区块化"趋势。之后,笔者将从外交层面分析韩国是如何应对这种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韩国如何在全球体系中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最后,笔者也将尝试分析并评估在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与中国的全球外交举措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做一个简单的展望。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韩国近年凭借经济上的崛起,有力地拓展了外交上的雄心抱负。一方面,以美韩同盟为核心,不断巩固韩国的国家安全基础,使之成为其整体外交的根基;另一方面,将中等强国外交作为韩国外交的重要一环,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对中国完善周边外交布局、改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运筹大国竞争都有明显的影响。当前如何处理好与韩国的双边关系,既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也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的认知与回应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

随着中国的发展,东亚单极格局逐渐转向两极格局,中美关系步入战略竞争阶段。现有研究认为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双重战略困境",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其以往实施的对冲战略已经失效,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强硬对华政策意味着它已经选择追随美国。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与中美之间战略依赖关系的辨析发现,"双重战略困境"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澳大利亚并不面临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困局,而仍然存有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通过分析东亚国际体系结构变迁以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逻辑,可以发现现阶段澳大利亚最优的战略选择是"基准战略",即以维护本国战略利益作为在特定问题中相对支持中美两国其中一方的基准,从而最大程度换取中美的战略信任和理解,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而对澳大利亚在国内层面、南太平洋和南海问题上战略行为的梳理和比较,有效证实了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现阶段东亚中小国家的战略转变以及未来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     

中韩自贸区建设及其对吉韩合作的影响

自2012年5月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来,中韩两国在30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14轮谈判,目前已草签协定文本,两国将于年内正式签署协定并予以生效。中韩两国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达成如此高水平的自贸协定,与其各自的自贸区战略密切相关。中国自贸区战略的目的是通过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强同合作伙伴的相互依存关系,配合我国全方位和平外交战略的推进;韩国自贸区战略的目标是通过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相互取消关税等贸易壁垒,作为包括海外企业在内的生产基地,成为全球"自由贸易轴心"。中韩间现已形成全方位、深层次、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与国家间贸易快速增长形成对比的是,进入21世纪后吉林省与韩国的贸易额一直在5亿~7亿美元区间波动。中韩自贸协定的达成,对于吉林省而言,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演变:从卢武铉到朴槿惠

近年来,韩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开展,例如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构想,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和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过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效果并不理想,美韩联盟、大国权力政治和政府更迭使得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深受约束,缺乏延续性。对于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而言,必须立足于东亚的现实情况,发挥韩国中等国家的经济优势,做好搭台者、协调者,同时要减少政府更迭对中等强国外交的影响,增强其战略延续性。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近年来,"美国优先"理念、中美贸易战以及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权力转移压力下,中美战略信任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维系战略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文章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并认为,强不对称和弱不对称两种双边关系结构与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组合塑造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现实与历史,深入分析了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共同塑造了中美两国的行为逻辑,并成为维系两国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由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具有客观性,因而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关键在于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文在寅政府外交的"模糊性战略":动因、 内涵及影响因素

"模糊性战略"本是文在寅政府为处理中韩因"萨德事件"产生的矛盾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但随着中美从"合作"走向"竞争","模糊性战略"逐渐成为韩国处理同中美关系的外交战略.韩国在处理中美战略竞争相关议题时,不追求在所有问题领域追随哪一个国家,而是根据不同问题具体做出应对,在每一个问题领域都体现出韩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文在寅政府的"模糊性战略"受制于中美韩三边关系互动和国内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斗争的双重影响.从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应尊重韩国的这一外交战略选择,加强中韩外交关系,推动中韩走向合作共赢.     

印度尼西亚的中等强国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中等强国,印度尼西亚对外战略的重心是通过推行中等强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广泛拓展多边外交舞台,提升印尼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将印尼真正打造成为一个地区领袖国家,也就是扮演东盟的核心角色,成为东盟的"共主"和东盟地区的"代言人"。从更长远的目标出发,印尼是要跻身世界十大强国行列,实现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夙愿,赢得国际社会的真心尊重。印尼中等强国战略对中国完善周边外交布局、改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处理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也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产生重要启示。     

波兰的中等强国外交——身份定位、角色期望与外交偏好

转型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国内政治精英的地区大国认知,以及国际社会认可度的提升等要素,共同塑造了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中等强国身份的确立,建构了波兰中等强国的角色期望,驱动波兰自东欧剧变以来在国际社会扮演了"东西欧之间的调停者"、"跨大西洋关系的坚定盟友"和"欧洲地区的大国地位追求者"等角色。尤其在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以后,波兰通过发起"三海倡议"和"北极外交",积极谋求在中东欧地区的领导权和在北极科考领域的地区大国身份。既有的"结盟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忽略了不同中等强国之间外交行为的主观动机差异性,而角色理论突出了国内精英政治认知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因果逻辑,有利于揭示不同类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的差异性动因。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探究当前波兰颇具雄心的外交决策逻辑。     

新书架

<正>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王缉思编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本书是王缉思教授领衔撰写的论述中美关系未来前景的政论著作。本书指出,中美两国能否避免对抗,实现稳定的合作与发展,不取决于两国的外交和相互认知,而在于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本书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融合内政、外交和第三方力量等诸多因素,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本书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思路,对于加深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和思考颇有助益。     

习近平主席访韩和韩中关系的新里程碑

2014年7月3日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通过这次在东北亚安全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访韩,韩中两国建立了"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这次访韩中,习主席首次提出了韩中关系的"四个坚持"原则。以此为基础,为了在外交和安全领域中实现韩中关系的实质性成熟,双方决定将各种战略对话和高层会谈机制化;在经济领域中决定年内尽早完成韩中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建立包括金融在内的高度经济合作框架。此外,在加强两国未来青年领导人的交流和搞活公共外交合作等人文交流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另外,在外交安全领域也给我们留下了韩国和中国为了追求共同利益需要进一步加强相互理解的课题。尤其是从韩国和中国的外交均处于发展之中,以及朝鲜半岛问题正在中美关系和东北亚国际关系这个更大的框架内运作这一点出发,两国都需要发展更加灵活、更为积极的韩中关系。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萨德"问题的困境在于,韩国认为"萨德"可以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韩同盟的利益;中国认为"萨德"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必需品,却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韩国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了支持美国,并打开了美国在其东亚盟国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门。这种分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中美竞争"和"韩美同盟"两大结构性限制下的必然矛盾。当前,随着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开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立独行",中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但两国也应当对伙伴关系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审视,降低对彼此的期待,加强管控矛盾和分歧,在既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渐进式发展。     

韩国公共外交的主要途径及制约因素

为提高韩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适应国际外交环境的变化,李明博政府确立了文化外交向公共外交转换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的实践活动,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但是,近些年韩国与中国民间关系龃龉丛生的现实,却折射了韩国公共外交进一步发展的深层障碍。如何超越障碍是韩国公共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应对贸易摩擦到预防经济脱钩: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形势分析

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负重前行,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首先,以建设性姿态与美国展开经贸谈判,最终在年底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避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次,积极加大对欧洲、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外交,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力促RCEP完成谈判。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国的"带路"外交进入机制化建设的新阶段,尤其是新建立的"一带一路"新闻与智库交流机制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展望2020年,中美经贸关系依然错综复杂,WTO改革压力重重,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疑虑可能会进一步发酵,中国经济外交依旧充满挑战。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区域实践——多边机制的构建与权力政治的挑战

韩国位于地缘政治结构复杂的东亚地区,这使得其所推行的中等强国外交具有特殊性。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在构建东亚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得到了广泛认可。但韩美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和东亚大国竞争的现实,使得其难以在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上有所建树。同时,韩国又面临着朝鲜核问题、中美竞争问题等现实的权力政治挑战,再加上其本身难以割舍的大国抱负,这些都使其中等强国外交的开展受到了限制,难以在区域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实施效果来看,东亚并非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实践的最佳地域,如果韩国将重点集中于经济、人文等次级政治领域,将会取得更大的效果。     

国际开发援助与韩国的外交战略：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开展国际援助首先要具备发达国家水准的经济能力，而且还要具备能成为受惠国楷模的制度健全性。近来，随着韩国有关国际援助预算的急剧增加，政策决策者和普通人都很关注国际援助，但似乎并没有入从韩国外交利益和外交战略的角度分析和考虑国际援助。现在，不仅要充分尊重国际援助意向的纯粹性，同时也要从外交战略角度，即从“与国家利益的结合”出发，认真思考国际援助。我们应以战略性的高度，把国际援助提高到与韩国的国家实质性和根本的国家利益相互依赖的层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