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权力:欧盟的权力性质及其权力战略

本文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理论范式有关欧盟权力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在此基础上,对欧盟权力性质进行了新的解读,强调欧盟并不是一个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后现代行为体,而是通过将政治、经济、规范性的实力资源组合起来使用的"联系权力",形成了一种"联系性力量"。欧盟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联系战略,尝试克服内部决策分散化和军事力量不足的先天缺陷,在对外谈判中策略性地将非军事力量转化为各领域的权力优势。在应对传统地缘政治挑战时,欧盟大量运用了"从财富到权力"、"从低级政治到高级政治"、"从规范到权力"的实力资源转换战略,以非军事领域的实力资源满足军事安全领域的权力需求,正走着一条不同于传统军事强权的权力政治之路。针对欧盟别具一格的"联系性权力",中国宜重视并逐步适应欧盟的联系权力,形成对欧盟全面协调的谈判战略。     

俄罗斯对外结盟的目标形成及影响因素——基于权力结构、地缘关系、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

俄罗斯对外结盟的目标是构建并维系国际体系的均势,在这一前提下,实施渐进式的局部扩张,逐步拓展势力范围,扩大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缓冲带,以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的影响因素,包括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地缘环境与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形成过程中,对权力结构的计算居于主导地位,其他因素居于次要地位。巨大纵深、侧翼位置、领土流变构成俄罗斯地缘环境的主要特征。地缘特征有利于俄罗斯实施制衡联盟政策和局部扩张政策。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形成以权力政治逻辑为依归,意识形态因素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     

欧洲对外行动署的法律定位与机构设计

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是《里斯本条约》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重要机构创新之一。本文从欧盟法的角度对欧洲对外行动署进行认知和解读,讨论不同利益相关方在欧盟外交行动一体化中所处的立场和角色,体现这种新的一体化的复杂性和难度。文章首先探究欧洲对外行动署的诞生过程,从中反映欧盟机构与成员国对该机构设置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其次,分析欧洲对外行动署"功能自治"特征,比较它与欧盟其他机构的区别,探讨它在欧盟机构平衡中所处的位置;再次,文章讨论欧洲对外行动署的权力范围,分析它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目前,EEAS的法律定位并不十分清楚,其架构具有过渡性,要达成欧盟对外关系领域中的一致性目标,还需要在成员国意愿的支持下做进一步的机构创新。     

欧盟的全球政治角色:目标与限制

在扮演全球政治角色时,欧盟期望通过展现其规范性权力,利用制度与规范来影响其他国家,进而建构一个符合欧盟价值体系的世界观。对此,欧洲理事会曾发表欧洲安全战略相关文件,并强调国际合作、多边主义、睦邻与良治等观念。欧盟虽有市场经济规模与规范性权力,但其全球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受到限制,其原因在于:第一,欧盟虽为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政治体,但仍带有民族国家色彩,因而在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第二,欧盟缺少贯彻目标所需要的硬权力;第三,欧盟各国近年自顾不暇,作为"普世价值"榜样的条件逐渐减弱;第四,欧盟在全球事务中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力。     

“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战略内涵分析

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受挫的形势,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希望增强欧盟的主体性和领导力,为此要持续推进"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建设,将其作为新一届欧委会的施政重心之一。"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想源于对"欧洲战略自主"概念的延伸与阐发,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观点和"干预主义"模式;具体内容以产业政策为核心,涵盖贸易、投资、金融、全球治理、战略安全和经济外交等领域;政策抓手是"战略性价值链"。欧盟新领导层的这一构想凸显出地缘战略的"大局观"和"对外竞争力焦虑",蕴含了决策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危机、中美欧三边竞争的变局以及欧洲工商界利益集团诉求的战略考量,同时也将面临政治逻辑与经济理性、欧洲一体化的推进速度与欧盟权力的构建深度之间的两难困境。"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建将会强化欧盟对华负面态度,推动其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进而加剧中欧双边竞争。     

制人与制于人——德国价值链权力与双边政治关系

为探讨在区域及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德国制衡哪些国家,又受到哪些国家的制约,以及主要上游国家和重要市场的身份赋予德国怎样的政治影响力,本文将价值链权力分为上游权力、下游权力和市场权力三类,提出一种综合考虑相互依赖程度和国家可替代性的价值链权力测算方式。测算结果表明,欧盟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是德国价值链权力的主要势力范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单一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德国内需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却有增强趋势。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唯二对德价值链权力持续大于德国对其价值链权力的国家。其中,美国稳居对德价值链权力首位,从上游“卡脖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是美对德两大潜在“杀手锏”;中国对德价值链权力不断强化,但德国对华价值链权力却日渐衰颓,包括一些德国传统优势制造业行业;德国是俄罗斯重要的上游、下游国家和大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的价值链权力显著攀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德国的上游和市场权力越强,他国与德国双边政治关系越密切,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德国与非欧盟国家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之间。     

数字平台权力与欧盟成员国数字平台监管——以德国、瑞典与荷兰为例

数字平台因凭借海量数据、强大的算法算力和连接整个数字生态系统的能力而具备强大的平台权力。数字平台权力可分为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美国因其数字平台权力对欧盟地区经济、社会、政治形成的巨大冲击而成为欧盟及成员国的重点监管对象。本文通过对主要成员国监管美国超大数字平台的典型事件的分析得出,数字平台权力对当地社会和政治冲击是欧盟成员国开展数字平台监管的动力所在。在监管过程中,各国基于核心关切点的多方协调来决定监管的方式和力度。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将研究层次回落到成员国层面,补充了欧盟地区数字平台监管研究的国家维度。     

欧盟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背景及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对外援助政策调整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内整合与对外协调一致的欧盟化趋势;援助政策与相关政策领域加强协调、进行综合治理的趋势;援助方式创新、注重提高援助有效性的趋势.归结起来,欧盟援助政策调整以突出一致性、互补性和协调性为特色,以增强欧盟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内的"可见度"为...     

欧洲边缘的抉择——试析意大利、希腊民粹政府的对外政策

欧盟内部长期存在"中心—边缘"结构,位于(半)边缘的意大利和希腊在民粹主义冲击下,面临融入或背离欧盟主流的抉择。近年来,两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的边缘化加剧,刺激了国内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政党的主张背离欧盟主流,在执政后要求调整对外关系。本文分析了意大利和希腊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发现两国均要求在欧元区经济政策和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难民政策上与欧盟重新协商。在双边关系上,两国与德国、法国也出现摩擦,试图联合其他成员国制衡法德轴心。同时,意大利和希腊顶住欧盟压力加强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民粹主义政党本身的偏好是上述对外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但相应政策的执行和实际效果仍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制约。     

欧盟对外关系法中的一致性原则:以《里斯本条约》为新视角

一致性原则构成欧盟对外关系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欧盟对外行动的一项难题,其典型表现就是欧盟各支柱对外政策之间、欧盟机构之间以及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对外行动缺乏必要的一致性。为提高欧盟对外关系的一致性,《里斯本条约》在"去支柱化"、整合欧盟对外政策、协调欧盟对外职能机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尝试。不过,由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特殊性依旧,整合后的欧盟对外政策目标过于宽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的职能设计含糊,《里斯本条约》提高欧盟对外关系一致性的努力打了折扣。尽管如此,新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总体上为欧盟开展更加一致和有效的对外行动夯实了法律基础,并提供了未来进一步努力的原则和方向。     

欧盟经济外交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多层治理结构下的欧盟对外决策主体具有多层性和多元性特点。为了规范联盟治理体系和增强联盟对外行动能力,欧盟通过不间断的制度变革来实现联盟的"善治",这种"制度依赖"进而外溢为欧盟经济外交的规制性特征。在制度规范下,欧盟独特的集体决策模式使欧盟成为"易守难攻"的"欧洲堡垒"。受欧盟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影响的欧盟经济外交特点,逐渐成为影响中欧经济外交的内生变量。本文选取中欧纺织品争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中欧光伏争端作为案例,分析了欧盟独特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如何影响欧盟经济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了相关建议。     

佐科政权与印尼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处理美国自由港公司问题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进一步加强,而政党政治则堪称两者之间的"枢轴"。双层博弈理论认为,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而对外政策也会影响一国政党间的互动与博弈。印尼和美国之间的自由港公司问题是印尼多年来面临的一个棘手而重大的对外政策议题,佐科及其政党联盟则借重自由港公司问题,利用政党政治的运作和影响,将"朝小野大"扭转成"朝大野小",最终顺利实现连任。在第二个任期内,如何维护政府权力以落实重大改革措施,又不至于让权力过于集中,威胁印尼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是佐科及其执政联盟必须高度重视并谨慎处理的难题。     

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的责任分配

自《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获得了规制外国直接投资事项的专属权能。由此,欧盟加速开展对外投资谈判活动。在国际争端解决层面,为尊重和保障欧盟法的自治性,国际裁决不能影响欧盟法关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责任分配,更不应对欧盟法作出解释。在实践中,欧盟法确定了欧盟与成员国"谁具有权限,谁承担外部责任"、"谁提供法律待遇,谁承担内部责任"的责任分配机制。在中欧投资条约的谈判中,中国应坚持由欧盟和成员国共同达成并签署协定,建立起联合被诉方机制,并以金钱性赔偿为主设置救济措施,进而实现欧盟内部责任与对外责任的统一。     

欧洲联盟对外人权政策的法律分析

欧盟对外人权政策是在对外关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所有以人权为导向的欧盟对外政策交集在一起,呈现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高规格的特征。除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工具外,欧盟在实施对外人权政策时更倾向于在国际法规则框架下运用自治性立法措施和人权条款之类的法律工具,体现了欧盟以软实力方式推行人权外交的特质。制约欧盟对外人权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法律困境是:欧盟缺乏总体性的人权权能;对外人权政策缺乏一致性与连续性;而最新的《里斯本条约》对此也未作出实质性的变革。因此,欧盟在现阶段推行对外人权政策时,应尽量避免干涉他国内政,并将部分精力回归于内部人权政策的建设。     

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视角

本文对权力转移理论加以扩展,区分实力与政治权力,并探讨了全球层级体系和区域层级体系并存的情形。借助这一扩展的权力转移理论框架,本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的实力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日对东亚政治权力格局态度的变迁,以及前两项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稳定的影响,并讨论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对日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崛起所导致的中日两国间的权力转移有利于东亚稳定,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东亚区域层级体系的态度逐渐由满意转变为不满意,给东亚稳定带来不确定性。本文指出,中国在全面推进与日本的战略互惠关系时,不应在日本"入常"、领土主权等争议上轻易妥协,而应承担起东亚领导者的角色,同时尽可能避免在美国的认知中成为挑战者。     

欧盟对外能源政策:关系结构与发展工具

欧盟的能源议题,如能源政策一体化、内部能源市场、能源安全以及能源外交等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但有关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本文尝试通过剖析欧盟的对外能源关系考察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实施。本文认为,欧盟通过外交建立了一个外部能源关系动态的"三层结构",并将其对外能源政策纳入发展援助以及投资合作政策之中。欧盟通过与第三国签订的双边协议或"行动计划",将资金投入到能源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项目上。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能源项目的投资正成为欧盟实现对外能源政策的主要手段。但是,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发展也受到内部能源市场改革、制度设计以及第三国的偏好或行为等因素的影响。     

浅析欧盟对外环境政策及其实践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集团,欧盟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和现实责任。欧盟对外环境政策的提出既是为了回应跨国环境污染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环境恶化的压力,更是由于欧盟看到了环境保护在新的形势下对国际竞争的意义。欧盟对外环境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确立欧盟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领导地位和道德权威,取得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制定有利于欧盟的国际环境政治游戏规则,提升欧盟的综合竞争力。欧盟综合利用外交、经济和法律等多种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话语行动与身份建构:“规范性力量欧洲”的反思

本世纪初伊安-曼纳斯提出"规范性力量欧洲"后在欧洲研究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争论,这一理论视角常常被认为太过理想主义。曼纳斯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规范理论选择?他又是如何通过这样的选择去应对欧盟的现实困境的?本文从建构主义的概念分析出发提出"规范性力量欧洲"的理论问题来源于冷战后欧洲的社会现实,它的提出及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冷战结束后欧盟身份认同对外和对内两个向度的深刻危机;政治学者通过"规范性力量欧洲"这一政治话语来界定他者,以此来建构欧盟的认同。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欧盟对外协定法律效力的国际法与欧盟法视野

欧盟法的各种法律渊源可以划分出明显的等级层次和不同的效力范围。确立欧盟对外协定法律效力的法理基础来自国际法上的条约信守原则和欧盟法的本身规定,这也因此为欧盟签署对外协定确立了国际法和欧盟法这两个不同维度的法律效力来源。在国际法视野下,欧盟对外协定的法律效力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指欧盟对外协定所适用的范围及其约束力,包括欧盟对外协定的时间效力和空间效力;二是指欧盟对外协定的直接效力和最高效力。在欧盟法视野下,其效力表现在欧盟对外协定构成欧盟法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以及对欧盟法的司法审查机制。欧盟一直致力于增强其内部一体化和统一的对外国际法人格的改革方向。其具体进展进度除了需要欧洲法院在司法领域的进一步积极推动,还需要评估欧盟各成员国的主观政治意愿,从而为未来欧盟对外协定的功能拓展赋予新的发展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