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金融改革

1997年,日本金融改革(也称“大爆炸”)方案的出台,使人们对“泡沫经济”后陷入困境的日本金融业重又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此次金融改革能否顺利推行及其对日本经济将产生何种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98年4月1日,以实施新的《外汇法》为标志,日本金融改革进入正式实施阶段。本文拟就日本金融改革的状况、影响及前景等作一探讨。     

日本金融领域的新成员─—综合商社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为扭转经济颓势，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中，金融业作为诱发泡沫经济的原凶，成为经济改革的焦点之一。在这场“金融大变革”的过程中，随着政府限制的不断放宽，金融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经营主体。它们的参入，为泡沫经济以来落入低谷的日本金融领域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创造出了许多新的金融商品，拓展了金融领域的业务范围，提供了新的金融服务，强化了日本金融产业的经营能力。这其中，综合商社向金融领域的业务扩展，尤令人瞩目。一、综合商社金融潜力在金融大变革背景之下，尽管新的金融主体不断出现，但…     

日本“金融大爆炸”的背景、措施与展望——评日本金融体制改革

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业一直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数额巨大,破产风潮此起彼伏,经营丑闻屡屡曝光,国际地位江河日下,这既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的结果,也是其金融体制僵化落后,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必然反映。如何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沼,重塑日本金融业的辉煌,已经成为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不仅关系到日本经济今后的发展,也必将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极大影响。桥本政府上台后,面对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认识到只有进行全面的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1997年初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桥本首相提出了金融、财政、经济结构、社会保障、行政和教育六项改革措施,引起国际经济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日本的金融体制改革工作已经正式启动,由于这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较之被称为“大爆炸”的英国1986年金融改革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金融大爆炸”。     

日本金融领域金融监管与竞争监管关系的演变

行政监管领域行业监管和竞争监管是规制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政府经济政策上表现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在金融领域就是金融监管与竞争监管的关系问题。日本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主导下形成了严格的竞争监管和金融监管框架,伴随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金融领域出现了长期竞争监管当局淡出、金融监管当局主导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放松金融监管中的限制竞争规制,在金融领域融入了自由竞争理念,特别是日美经贸摩擦时期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形成了以金融稳定为共同目标的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协调格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欧美国家强化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的背景下,日本并没有采取特殊措施,在危机过后的10多年间,建立了新型的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的协调体系。     

回归后澳门金融发展的前景

本文以“九九”回归为背景，分析了澳门金融业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缺陷，如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结构单一、金融业对外依赖性强、信贷资产结构不合理存在金融泡沫及资金利用不充分等等，并影响到澳门金融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针对上述问题，对回归后澳门金融业如何进一步发展，逐步完善其结构，发挥现代经济的核心作用，作了对策性探讨。     

新金融 新治理——《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研究》评介

互联网金融拓展了交易边界,解决了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但由于监管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行业风控水平低等原因,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导致的非法集资、庞氏骗局、网络洗钱等金融乱象时有发生。互联网金融参与人数众多,业态多元多变,其风险具有严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日本金融业危机警示

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起了世界性的通货澎涨。日本金融业为了增强竞争能力,降低成交成本,回避风险,相继进行了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直接导致了金融管制的放松,促使更多的金融机构转而从事高风险业务。高风险业务带来的高收益刺激了投资的扩张,使金融交易与日本国内的实际经济脱节的泡沫层不断澎涨,随着经济澎涨部分的崩溃,日本金融业爆发了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三个方面的警示。 警示之一:在不动产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时期,应该限制金融机构对不动产进行过度融资,以防不良债务的剧增所引发的金融危机。 土地、住房等不动产由于其流动性较大,与一般商品的价格连动较为迟缓,不动产商品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的资产特性极易成为人们普遍投资的对象,而产生投资热点。但是,这些不动产一旦价格下选,所造成的金融损失也是巨大和难以挽回的。日本金融机构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出现了数年土地价格急剧上升的局面,使人们忽视了对地价市场交易的价格本性的警惕。盲目认为地价只会升不会降,将土地、住房不动产的能力升值极限。于是,金融机构便纷纷从传统的业务领域大量地转入对不动产的投资或扩大对不动产的担保     

日本股份公司董事义务初探

日本股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及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组成。股东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与执行机构,监事会则专司对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督职能。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日本现代股份公司股东大会的形式化成为必然,相应地董事及董事会则成为掌握公司大权的新贵。资本家便退居幕后,而由作为经营者的董事站到了前台。经营着巨大股份公司、起支配作用的是经营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20世纪是大企业经营者的时代。日本学者西山忠范称之为“经营者专政”。21世纪这种趋向只能是愈演愈烈。而日本公司相互持股制度,在公司内部又形成了一种彼此信任却互不追究责任的制度,更是导致了董事的无责任化经营。绝对的权力衍生绝对的腐败。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中发生的系列丑闻,经营者们就曾受到社会的责难。日本商法不断完善、强化公司董事义务,就在于对董事的权力进行制衡,约束所谓的“经营者暴行”,制止董事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公司、股东及公司第三人的利益。     

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改革及经验

次贷危机后美国不仅建立了专门的联邦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而且通过完善信息披露、严格抵押贷款条件等具体制度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美国的经验表明,消费者保护职能与审慎监管职能由同一个机构行使时,应确保消费者保护部门的独立性,以协调审慎监管目标与消费者保护目标之间的潜在冲突;以分业监管为基础设立的消费者保护部门之间应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以确保一致监管、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漏洞。监管方法的选择方面,规则监管的基础上适当采纳原则监管,可以有效应对金融创新对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鉴于信息披露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重要性,应通过合理设计信息披露的内容、简化信息披露的方式、加强金融教育等手段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试析澳大利亚的金融改革

澳大利亚的金融体制是在仿效英国金融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战后其金融管理体制经历了从严格管制到放松管制再到加强监管的改革,每次改革均较好地适应了当时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因而推动了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本文拟对澳大利亚的金融改革做些分析与探讨,为我国的金融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9世纪中叶赴美合同制华工与赊单制华工的比较

19世纪华工出洋的情况经常被笼统地归于契约劳工体系，美国学者当中有不少人认为华工赴美仍有苦力贸易的成分，但又缺乏有力证据证明。本文试图厘清契约劳工体系下，契约华工赴美的两种不同方式，即将债务合同与劳务合同绑定的合同制劳工和自愿且带有信贷色彩的赊单制劳工。华工出洋方式的演变既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珠三角地区在近代化过程中不断适应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的尝试，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清珠三角地区民间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马克、日元国际化的实践及启示

近来年,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得到逐步提升.通过回顾马克与日元的国际化之路,总结了两种货币在国际化过程中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最后得出对应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启示,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重温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界有关“美国衰落论”的争论——兼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

本文对美国学界始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美国是否衰落所引发的辩论进行了分析介绍,特别对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两位学者——美国衰落论的主张者保罗.肯尼迪与美国复兴论的倡导者约瑟夫.奈——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就此次辩论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美国的力量状况,以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此次辩论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性问题——历史类比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延续与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量度一国之力量问题,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与社会价值,值得继续关注。     

马来西亚政局突变的混沌学解读

2008年的马来西亚大选,出现了所有政评家都意想不到的结果,即执政的国阵失去数十年以来一直保有的多数国会议席和五个州政权.本文运用混沌理论对此"不规则"现象进行解读,先后分析选前形势,印度人示威及其对其他族群选民的影响,网络传播与政治动员的关系等.本文认为,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也存在"混沌"或"不规则", "网络政治"特点,使当代政治的"不规则"日渐增多,传统定常的政治分析方法面临着新的挑战.     

Crises of Confidence: Attitudes of the Domestic Bankers Towards the Credit Problem in Mexico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exican banks' loan policies since 1995. Based on a series of interviews, we find that Mexico's financial system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two crises. First, banks lack confidence in the business practices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prises. This negative attitude is reinforced by the bankers' perception of a culture of non-repayment. Banks also loan little to big businesses, which rely 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market. Second, bankers believe small and medium size business owners lack confidence in the Mexican financial system. Consequently, loan activities are down significantly. Socio-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Mexico will depend upon a profound change in structures, practices and attitudes surrounding loan activities.     

论华侨权益保护制度的法治化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华侨数量不断增长，华侨回国探亲及回国投资活动日趋频繁，华侨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凸显。我国现行的华侨权益保护制度已不能满足华侨权益保护的需要，其原因在于华侨权益保护制度的法治化不足，主要表现为该项制度法理价值的茫然性和法制定位的欠缺性。基于此，应在把握华侨权益保护制度法律属性的基础上，进行该制度的法典化改造，从而实现华侨权益保护制度的法治化。     

再探日本江户时期的武士道——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追溯武士发展的历史，着重就山鹿素行士道论与《叶隐》武士道论的不同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和剖析，从武士道思想的精神本质入手，对二者加以比较，明确了山鹿素行士道论对儒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江户时期武士道发展的脉络及其精神本质。     

民国南洋学的几种话语(1912—1949)

民国时期,南洋学兴起,出现并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学术话语,这些看似多样松散的南洋话语,其实都拘束于"中国与南洋"的视野之中,具有为我所用的临时性与策略性。二战后,这种南洋学及其背后的某些观念遭遇了挑战,其得失对我们今天从事东南亚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苏联末期的货币战——透视苏联解体的新视角

苏联末期,在卢布贬值的未来预期下,各加盟共和国展开激烈的银行信贷竞争,同时实行了限制卢布涌入、物资流出的经济封锁。进而,面对俄联邦汹涌而至的卢布潮水,发行主权货币成为小国寡民型共和国防止卢布占领、摆脱自身经济困境的良策。而某个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货币行动必然在整个苏联内部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统一的卢布流通域遭遇被15个彼此独立的货币流通域瓜分并取代的命运,作为主权国家的苏联也就在货币层面被摧毁。考察苏联末期的货币战是探寻苏联解体过程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揭开苏联解体之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lthough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e standard viewpoint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ually occurred in colonial times it also finds parallels with today’s international finance.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reverse flow of funds was infinitely much greater than possible foreign investment for at least one colony,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colonial Indonesia). We calculate for the late colonial period (1880–1939) out of its total colonial surplus at least US$430 billion in today’s terms (about three-quarters of the total) was available for investment. This was far in excess of actual investment. Less than one-third of the available for investment went to colonial Indonesia and a further one-third was invested in other countries. The remainder is attributed to investment in the Netherlands (mainly portfolio), investment by non-Dutch corporations and to some statistical errors and omissions. Furthermore, we indicate their actual vital function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organis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in late colonial times. The probability of similar occurrences today is rai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