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城市”能否解决城市难题

自从“数字城市”这个概念作为“正式语言”提出后，确有趋之者众的味道。５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２１世纪城市数字论坛”吸引了国内上百名市长参加。据悉，科技部、建设部等部门近期也正在极力推动中国“数字城市”的建设进程。 人们探讨“数字城市”的发展规划，其目的在于建立起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使城市实现环境与生态监测、产业结构布局、资源、交通、人口、公安消防、社会服务、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信息化，让信息资源转化为促进社会经济、环境、文化协调发展的巨大动力和财富。 中国的一些大…     

被计算的权利：数字城市的新贫困及其治理

从工业化到数字化,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治理开始直面工业革命的多重转向。数字城市是指城市的可计算性,在城市治理中,数字化转型包括信息适应型治理、数据应用型治理与算法引领型治理等三个阶段的内容。由于贫困的相对性,任何剥夺能力与权利的治理都有可能使城市居民陷入贫困。数字城市反贫困要畅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技术通道,降低城市生活的数字门槛,分享城市数据红利;从城市权利的角度,基于计算的治理需要拓展城市权利的获得路径,防范城市数字化转型对于权利的计算,从信息均衡、数据共享到差异共存等三个方面实现城市数字化转型。     

中国“城市—镇—乡村”人口婚姻推迟研究

利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及此前的人口普查数据，从平均初婚年龄、年龄别初婚频率及年龄别曾婚比例三个方面对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婚姻推迟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均存在婚姻推迟现象；城市男女的婚姻推迟程度比镇和乡村男女的婚姻推迟程度更严重。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的婚姻推迟在1990—2010年呈现分化态势，在2010—2020年转变为趋同。镇作为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区域，其人口婚姻推迟变迁趋势更接近乡村人口的婚姻推迟变迁趋势。中国“城市—镇—乡村”的婚姻推迟变化特征是婚龄人口性别结构变化与婚姻文化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初婚状态的发展变化。     

中海油竞购失利反思

本期“热点观察”刊发的两篇稿件,均涉及这样一个主题,即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紧缺的能源资源背景下,如何将企业强烈的海外扩张冲动有效纳入国家整体战略,从而获得更有效率、同时也更可持续的发展。中海油竞购失利,尽管美国的“泛政治化”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在如何更策略地把握时机、更有效地整合国际国内资源上,国内企业无疑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对蒙古的矿产开采也有同样的问题,国内单个企业强烈的发展冲动如果缺乏必要的规范和整合,就有可能因失序而危及全局利益。因而,如何在把握大局的基础上,通过切实有效的市场整合来协调国家、企业与投资目标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当下政府与企业必须深思的问题。中海油的适时退出,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注重的是商业标尺。而美国各种政治势力在此次并购过程中的表现,则显示了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某些不适应性。     

沪京穗深笑傲“数字江湖”

无论是否正式提出过去时建设“数字城市”的目标，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在数字化浪潮中都不愿驻足观望，落后于人。被人们寄予厚望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近来都有哪些作为？它们能否担当起中国在“数字城市”建设方面赶超发达国家的重任？ 五月中旬在北京召开、有近百 名市长参加的“２１世纪数字 城市论坛”传出一个信息：在参观了北京的一些“数字化”的小区、交通指挥系统以后，不少市长强烈地感受到“数字化”的冲击和时不我待的压力，连夜打电话回去指示加快本市的信息化建设。 信息技术已经开始融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比如政府…     

人民主权、城市权利与美好生活——城市“人民性”的三个面向

城市“人民性”是涉及城市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人民、人民的城市何以可能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城市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都对城市“人民性”问题作出了讨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建立属于劳动人民的城市政权，实现城市的人民主权是城市人民性的基本要求。西方城市理论在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城市属性的前提下，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对城市的控制和剥削，强调人民的占用权和参与权以彰显“民享之城”与“民治之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中，城市的“人民性”既不仅仅是“占有”意义上的宣称，也不光是一种“权利”表达，而是嵌入在整个日常生活场域的实践，它要求将人民性贯穿于城市的规划、发展、治理与营造的全过程，并最终体现为人民的美好生活体验。     

关于企业国际化经营对策的建议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赋予企业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主权。可以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实力的明显增强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经营，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显著特征。以海尔和中石化等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步伐正逐步加快。标志着在经历了20多年的大规模引进和利用外资之后。中国企业正昂首走向世界。无论从国民经济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角度，还是从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经营并涌现出中国的跨国公司的趋势都不可逆转。     

“党管数据”让数字化有力度有速度更有温度——访天津市委网信办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大数据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芸

<正>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国数字化转型进程持续深化，正加速从“网联”向“物联”“数联”“智联”跃迁，给生产生活、社会治理等方面带来深远影响。“十四五”规划开局以来，天津市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津心办”“津治通”创造城市“智”理新模式，“健康码”“大筛系统”助力疫情防控，远程办公、线上教学广泛普及应用，数字经济实现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对数字化发展带来的影响感受深切。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如何谋篇布局、     

智慧城市的无数触角

智慧城市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要融合硬软件发展,实现城市所有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地方政府要从城市实际出发,防止盲目上马,以免后续投资乏力、管理滞后、资源浪费。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格局,正在被数字发展打破.     

从传统营商环境走向“数智化”营商环境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营商环境正面临着改革增量空间减小、各类数据难联通、营商政策供需匹配难度大、评价方式存在局限等诸多困境。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为破解传统营商环境的困境，进而实现数智化变革创造了条件。“数智化”营商环境是指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的数智化集成。其主要特征包括：数字技术深度赋能营商环境，大幅拓展营商环境优化空间；数字资源高度整合，“信息孤岛”连成“数字大陆”；数据价值充分挖掘，精准满足市场主体营商政策需求；全景式无感监测普及应用，营商环境评价方式实现颠覆式创新。“数智化”营商环境建设需要从战略认知、技术基础、平台构建、组织建设、法制保障、开放交流等多个方面入手，全方位提升我国营商环境数智化水平。     

把“维权”作为根本前提

当前企业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以及调整结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使相当一部分职工心态失衡，钻叹人情冷漠，今不如昔。这种“阵痛惜结”部分是由于理论上的困惑所引起的，需要对职工晓之以理。但说理必须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只有把维护职工的正当权益作为说理的根本前提，才会使职工有踏实感、寄托感。首先，要树立服务观念，把过去企业中的单纯管理变为服务加管理，以增强职工对企业的亲和力。其次，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各个岗位上，要量才用人，防止以“礼”择人、以“情”留人；管理者与职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样平等竞争、择优…     

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三金工程

我国从80年代起就开始重视并加强对信息工程的研究。1993年正式启动了以“三金工程”为主的中国式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何为“三金工程”呢？三金工程即金桥、金关、金卡工程。“金桥”工程属于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式信息高速公路的主体。“八五”期间，我国将建成全国各主要城市的22条光缆干线，20条数字微波干线和19座通讯卫星地面站。“九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快以光缆为主体的大容量数字干线传输网建设。到2000年，完成八纵八横光缆网。金桥工程是国家经济信息网，这个网以光纤、微波、程控、卫星、无线移动等多种方式形成空、…     

海峡经济区的性质

海峡经济区是同一主权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原则，也是建立海峡经济区合作机制的基本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在经济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可达成两岸关系的稳定并使之成为一个常态，使投资入将经济因素作为其投资的首要考虑，排除投资前景中的重大变数，直接有利于双方的投资者；其次．“一个中国”原则为两岸投资者搭建了一个现实的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平台。     

一个中国农民与扬子鳄

一个中国农民与扬子鳄吴晓波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扬子鳄”──这是与大熊猫齐名的“国宝级”被保护动物。也有不少人知道，在安徽宣城有一个“中国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然而，却很少人知道，就在与宣城处于同一纬度，相距１００公里的一个浙江小村庄，还有着一个由...     

处理好“五个关系”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目前关键要处理好“五个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在处理三者关系时,必须始终明确“发展是硬道理”这一主题和大局,用改革的手段、创新的精神去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我们涟钢是典型的国有老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和深层次矛盾在这里都有所体现。前几年,由于观念陈旧、改革滞后,企业发展速度慢,被曾经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邯钢、济钢等优势企业远远甩在后头。1997年,公司从打破“大锅饭”开始,按照“主     

数智赋能：智慧城市时代的应急管理

在“技术治国”的理念下，智慧城市已成为政府化解应急管理困境的战略选择。它满足了应急管理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发展需求，有利于形成智慧性、集成性与弹性的创新场景。智慧城市应急管理模型由“技术—平台—沟通—决策—过程”等五个维度构成，从理论上看，智慧城市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无疑是有益的探索，但还需在实践中进行验证，全球已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与传统平台相比，智慧城市平台结合了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是多种数字技术的集成与深化，它倒逼政府与民众进行合作，促进了“政府主导”向“应急共治”局面的转变。政府规划是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政府需要将智慧城市纳入应急管理变革的政策范畴与行动纲领之中。尽管智慧城市建设为应急管理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可能存在技术潜力、网络风险、个人隐私、弱势群体与社会风险等“悖论性”陷阱，管理者需要规避其陷阱，尽力挖掘其政策含义并制定相关政策，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西方的社区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领导人在许多场合都曾经说过，农村的村民代表大会、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城市的社区，是中国基层民主的三大支柱。民政部也有这样的设想，希望通过社区来重组城市社会，以适应市场经济以后，人们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这种变化，并通过社区的普遍建立和发展来逐步推进中国     

我国“混合经济”的模式选择──兼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混合经济”是所有制存在或组合方式具有“混合”特征的一种经济模式（注：从属于市场经济模式）。广义上讲，混合经济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多种不同所有制在同一社会、同一时期中并存的现象（即所有制在企业外部的混合，以下简称为外部型混合经济）；第二种是同一企业由多种所有制企业投资形成的现象（即所有制在同一企业内部的混合，以下简称为内部型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广义的混合经济不仅有内部型、外部型两种，而且每种混合经济又因所有制存在或组合方式的特性使得每种混合经济也呈现出多种组合类型，内部型混合经济因企业中…     

论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发展

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实现企业效益，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组织，肩负着社会责任，即要把职工培育成“四有”新人，又要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很好的结合，保证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一致。“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企业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因此必须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企业的生命力和特色之处，使他们共同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做出贡献。     

赋能环境监控

福建近年以生态云和大数据创新应用为引领,实现了从单一、片面、碎片化的业务系统向“大平台、大系统、大数据”的转变,为“数字生态”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新平台,责任清单一目了然,信用评价尽在掌握,企业主体责任更清晰,发现问题更及时,再也不会‘心里没底’了。”我国不少地方的环境监控长期以来依靠人力作业,习惯于运动式执法,费力、扰民,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