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地方冲突治理的误区

推进地方治理创新,实施冲突管理机制不容忽视。冲突管理机制创新,需要走出矛盾冲突根绝论、矛盾冲突消亡论、矛盾冲突速决论、矛盾冲突赎买论等观念误区。通过对四个误区逐一剖析,认为只有消解人们在冲突管理上的迷思,才能正视冲突,分析冲突,预防冲突,管理冲突,进而才有可能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机制,科学化解社会矛盾。     

浅谈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在我国进入风险高发的转折时期的大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化解社会冲突是维稳工作的重点。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之计和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的相关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政策倡导、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所以,如何通过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是重要的理论课题和迫切的现实要求。     

社会建设必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由社会利益分化造成的民生问题是当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科学对待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只有大力促进社会结构的合理化、社会运行的有序化、社会管理的立体化,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评析

发生在18世纪的两次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具有浓重的经济与政治色彩,赋予了现代社会以典型的＂两面性＂特征,从而为＂应得权利＂与＂供给＂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提供了思想渊源。作为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常用的概念,＂应得权利＂与＂供给＂及其辩证关系,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构成了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基石。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对于重新认识和审视转型时期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建立和健全相应的疏导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暴力冲突现象的初步解读及应对思考

在社会变迁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新闻媒体、社会信仰、社会矛盾处理、金钱政治和物质利益分配失衡等方面,对近年来中国社会频发的社会暴力冲突事件进行了初步分析,对这种现状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     

社会主义公正观为化解社会价值性矛盾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化解由社会成员的不公正感等价值原因导致的社会矛盾?中共中央从价值层面和政策制度层面为解决我国社会价值矛盾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视角: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仅科学阐释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内涵,而且提出要将科学的社会公正价值理念贯穿到党和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每一个环节,并营造出公平的社会环境,以提高社会成员的公正感,进而消除产生社会矛盾的价值根源。     

"无直接利益冲突"与社会心态调控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出现是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新特点、新问题.目前解决此类社会冲突的方法并不能真正行之有效."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源虽然与深层的社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但最直接的现实的原因在于社会心态的异变.探究社会心态,把握其嬗变的规律,对其进行有效地调适应该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根本的有效途径.     

论推动科学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之间的辩证关系

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要实现社会和谐,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有推动科学发展才能为化解当前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有利条件,为有效地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奠定基础.同时,只有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前进.     

“关键时期”的社会矛盾及其化解

即将开始的"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能否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存在的突出矛盾,关系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键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利益分配、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化解这些矛盾,要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科学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势态

在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势态均呈现出一种流动的复杂面相。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矛盾生成领域拓展,呈现出由"点"到"面"的特征;社会矛盾爆发的"燃点"低;局部冲突程度的强化;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非制度化;移动互联网助推与放大效应的凸显。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的社会矛盾发展势态总体上呈现出社会矛盾的生成源和社会矛盾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违法式抗争的社会矛盾数量不断增多;利益冲突型的社会矛盾将长期存在;生态环境、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是诱发社会矛盾生成和累积的重要根源;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精准地判定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及发展势态,以期为谋划和设计科学的社会矛盾治理模式做出与现实经验相关的理论解释和奠定厚重的学理支撑,就成为学界的一种担当和使命。     

新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新时期是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此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发展呈现出下述阶段性特征:物质性矛盾与文化性矛盾、政治性矛盾并存,简单矛盾向复杂矛盾转变,接触性矛盾向非接触性矛盾延伸,隐性矛盾向显性矛盾发展.这些特征同时并存、相互衔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我国社会发展处于矛盾凸显期.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矛盾发展的这些特征,对于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宏伟目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维一体:执政党政治与社会改革的路向选择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带来的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伴随着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领域的问题与矛盾的大量呈现.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仅影响着执政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战略方向,而且成为执政党实现其政治使命的巨大挑战.审视前进发展中的困境与矛盾,以执政党为政治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不可以囿于某些表层的变革和某一局部的治理,而是要把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宪政民主和文化构建作为“四维一体”的整体推进模式,共同建构起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发展蓝图,以进一步激发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创新性活力.     

农村社会矛盾演化机理——一个基于“双向力场”分析的理论框架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急需理论与制度创新。认识我国当前的农村社会矛盾,要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失衡状态的视角出发,研究造成农村社会均衡状态破坏的压力来源和压力作用机制。同时,可以尝试将这些压力划分为引发矛盾的驱动力和缓冲矛盾的抑制力两种类型,通过考察两种力量相互作用规律,建立农村社会矛盾的"双向力场"分析理论框架,用以把握农村社会矛盾演化的机理和阶段性特征,达到精准识别、预测和控制农村社会矛盾的目的。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冲突与矛盾:国际政治视角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它也隐含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冲突和矛盾。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化的冲突和矛盾;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地区化的冲突和矛盾;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超越国家主权与主权国家的冲突和矛盾;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竞争一斗争加剧与合作一协调加强的冲突和矛盾;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力量与国家干预的冲突和矛盾;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旧秩序与新秩序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冲突和矛盾,全面、正确地评价经济全球化的功能与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进而制定出既面向世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战略。     

有效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探析

调处化解社会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重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牢固树立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思维,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落到实处。要建立健全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科学机制,实现社会矛盾调处化解的及时、合法、高效,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社会管理创新:系统论视角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从思维方法论意义上看,社会管理系统不仅具有典型的系统思维特征,而且反映了系统思维的时代内涵.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系统思维范式,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不断开创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网络治理:防范与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新视角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提速,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坦诚地说,社会矛盾的生成既有经济层面、体制层面的原因,也有个体心理层面的原因。可以断言,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蕴含撕裂社会动态稳定与和谐的负能量,执政当局和学界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借此,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搭建科学、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心态管理监测机制,矫正失衡社会心态,实乃是在当下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并达至良善治理价值目标的恰切之道。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动性策略与机制

潘怀平的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动性策略与机制一文指出,党面对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能动性决策,彰显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能力。党要积极预防和化解各种考验引起的执政风险,实质上就是要自觉承担起有效地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执政责任。党只有积极执政能动性决策,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执政风险;党只有积极执政能动性决策,才能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人治袪魅与法治返魅:社会冲突治理的二维路径

随着我国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在品尝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也面临各种各样"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和挑战,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因不同陷阱或矛盾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并呈现出易发、并发和多发态势。究其触发因素,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而从治理方式上看,则主要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对弈与博弈格局中,法治不足、人治突显,于民众主要表现为:面子心理、打劫心理、从众心理、闹大心理和求人心理,于运权者则表现为:血缘政治,权力家族化;圈子政治,权力部门化;条子政治,权力人情化;特权政治,权力私有化;交易政治,权力商品化。所以,从治理的视角和理念看,实现我国社会冲突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去除人治、树立法治,即人治祛魅、法治返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