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新警号

比群众“无直接利益冲突”发泄的不满情绪更需重视的,是有关地方负责干部的责任心流失《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建立“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预警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现象，有数量增多、涉及面扩大、主体成分多元化、引发事件燃点低、政治化倾向的特点和动向，不积极妥善处理，危害性极大。由于这类矛盾更多反映在公众心理和情绪上，事前有一些前兆和迹象，所以预防尤为重要。如何预防，我国在预警机制建设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国外却积累了不少丰富经验。     

建立“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预警机制

顾绍梅的"建立‘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预警机制"一文指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现象,有数量增多、涉及面扩大、主体成分多元化、引发事件燃点低、政治化倾向的特点和动向,不积极妥善处理,危害性极大。由于这类矛盾更多反映在公众心理和情绪上,事前有一些前兆和迹象,所以预防尤为重要。如何预防,我国在预警机制建设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国外却积累了不少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及时预防和疏通我国的这类矛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文关怀: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立足点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是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新表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人文关怀是化解这种矛盾的有效途径.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树立人文关怀理念,建立健全各种柔性机制,从而更加有效地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

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以直接利益冲突为主,但在有些地区,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虽然这种现象在当前社会矛盾冲突中并不是主要的,但由于其隐藏的风险大,解决难度高,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化解人们的不满情绪,消除隐患,确保社会稳定。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并且不断呈现出一些新形式和新特点,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针对群体性事件网络内外交织放大、“无直接利益冲突”、“非经济利益”、参与主体广泛及“燃点”降低等特点,应从解决突出矛盾,建立完善的利益均衡及利益诉求机制,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方面建立化解机制.     

和谐社会背景下群体事件对策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我国社会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敏感发展阶段,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些矛盾集中显现,群体性突发事件呈现高发态势。为此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组织;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构建社会稳定预警机制。     

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构建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是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矛盾升级的一个突出反映,科学地分析转型期的社会矛盾,理性地应对由社会矛盾升级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的长效机制,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通过建立各种应对机制来达到从容应对、科学决策、信息权威、处置果断、降低成本、社会和谐的目的。应急管理机制包括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决策机制、新闻发布机制、控制处理机制、善后处理与评估机制等等。     

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四大社会机制

王传发撰文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和完善社会机制，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维护社会稳定。一是建立和完善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二是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三是公正的社会保障机制；四是有效的社会预警和应急机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新的社会流动管理体制，应打破“分割式”的静态管理模式，逐步转变为适应社会流动需要的动态管理模式。当前，我国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和矛盾多发期，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化，利益矛看日渐明朗化。在新的利益格局形成过程中，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维护我国政冶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地下钱庄”的表现特征、存在根源及防控对策

"地下钱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目前我国"地下钱庄"具有组织体系严密、经营方式隐蔽、融资渠道固定、境内境外勾结等特征。"地下钱庄"的存在和我国信贷管理体制严、汇率机制相对滞后、金融网点业务缺位、"地下钱庄"资金转移便捷有着密切关系。有效预防和打击"地下钱庄"应采取建立信息机构、加强协作配合、健全法律法规、加大舆论引导等措施,从根本上遏制"地下钱庄"的滋生蔓延。     

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     

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民主”反腐：惩治预防腐败的新治本之策

推进党的反腐败工作和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将民主理念和民主手段引入其中，将民主提升为惩防腐败的新治本之策，着力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民主”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这就必须切实关注“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四大基本要素，即“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理、“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制、“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遇、“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会。     

走出地方冲突治理的误区

推进地方治理创新,实施冲突管理机制不容忽视。冲突管理机制创新,需要走出矛盾冲突根绝论、矛盾冲突消亡论、矛盾冲突速决论、矛盾冲突赎买论等观念误区。通过对四个误区逐一剖析,认为只有消解人们在冲突管理上的迷思,才能正视冲突,分析冲突,预防冲突,管理冲突,进而才有可能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机制,科学化解社会矛盾。     

司一认定理论的广义与狭义探析

同一认定理论自传入我国至今，在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操作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学界对于同一认定理论的理论归属争议不断。将同一认定分为广义与狭义是二分法在同一认定理论区分机制中的体现，能够合理避开导致观点争端的矛盾机制。“大同一认定”理论与“小同一认定”理论的矛盾本质上是将同一认定视为一般认识活动还是科学特定认识活动的矛盾。广义同一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狭义同一认定，只是它不仅承受了同一认定作为一般认识活动的合理性，也承受了狭义同一认定活动对于科学性、系统性的要求。狭义同一认定则在广义同一认定理论研究之下不断汲取营养，在良好继承同一认定的科学、特定认识方法的同时，也能够为广义同一认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研活动防止利益冲突的政策实践及启示

目前,由于我国有关科研活动利益冲突的制度不够完善,科研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现象屡屡发生,已经严重影响到高校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防止利益冲突政策体系和监管机制,包括研究机构必须制定有关防止潜在利益冲突的政策;在科研活动中,研究人员感觉到有涉及利益冲突内容的,应自行回避等一系列有关利益冲突的披露、回避、管理与消除、调查与处罚的内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设置了专门机构和人员,为学校的教职工和所有学生提供科研诚信方面的咨询及负责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及处罚。因此,有必要借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研活动利益冲突防范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科研活动利益冲突的现状,从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等方面采取措施,建立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政策体系和监管机制,促进我国的科研事业健康发展。     

关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特点与完善

土地征收是国家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强制调整人民土地权益的行为,属于一种不得已而对合法私权科以的特别负担。由于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和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缺陷,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征收行为存在向＂赢利性经济人＂蜕变的趋势,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对此,需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并进一步明确人民的土地权益,以便形成必要的制衡机制。     

邻避概念的多重污名化与工程人文风险框架的构建

"邻避"一词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邻避"概念集合包括"邻避效应""邻避情结""邻避设施""邻避冲突"等."邻避设施"的经建,使居民产生"邻避情结",进而导致"邻避冲突",此观点可以概括为"邻避效应".通过对"邻避"概念的系统反思,可以发现其遭遇了来自民众、政府、专家等利益相关群体所构建的"多重污名化"的情况,同时"邻避"概念的使用还存在权力思维、价值思维、技术思维、拿来思维误区,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也十分有限."工程人文风险"概念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包括敏感人、敏感性工程、主观风险等概念构成学术概念集合和逻辑关系,这有助于探索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减少由于"邻避"概念所造成的问题,也有助于形成更符合中国经验的新的话语体系.     

Public Regulation and Private Lawsuits in the American Separation of Powers System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causes of the legislative choice to mobilize private litigants to enforce statutes. It specifies the statutory mechanism, grounded in economic incentives, that Congress uses to do so, and presen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ow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structures, particularly conflict between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over control of the bureaucracy, drive legislative production of this mechanism. Using new and original historical data,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first empirical model of the legislative choice to mobilize private litigants, covering the years 1887 to 2004. The findings provide robust support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interbranch conflict between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is a powerful cause of congressional enactment of incentives to mobilize private litigants. Higher risk of electoral losses by the majority party, Democratic control of Congress, and demand by issue‐oriented interest groups are also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congressional enactment of such incen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