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论现代官僚制的双重困境

官僚制作为一种政府组织体制,奉行效率优先,体现了时代的工具理性精神.然而它面临着内外双重困境.在官僚政府内,有官僚体制与行政人员之间、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之间、政务官与常务官之间、官僚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四大矛盾;在外部环境上有官僚制与民主政治体制的矛盾、官僚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矛盾、官僚价值与民主价值的矛盾等三大矛盾.官僚制政府改革必须同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才有望成功.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历程及趋势的行政生态学分析——从传统型政府走向多元化政府模式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经历了:纯农业社会——神秘型/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过渡型社会——逐渐过渡、确立的官僚制政府行政模式。在现阶段,关于中国政府行政模式改革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理性官僚制仍是最佳选择;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跨越官僚制阶段,直接进入后官僚制时代;第三种观点提出以建立完善官僚制为主,同时汲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精髓。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模式的理性选择应是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并存。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韦伯在总结官僚制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问题.但是,这个具有合理性的官僚制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却是片面的形式合理性.所以,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而这一理论上的悖论又必然导致官僚制在公共行政实践上的困境.在20世纪官僚制的实践中,集权与授权、效率与责任、科学与价值的冲突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致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致于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因此,自7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运动提出了告别官僚制的目标.     

浅谈官僚人格再造

近代社会官僚制的确立和发展推动了西方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官僚制的弊端也不断地暴露出来。官僚制对行政人员人格的摧残,造就了“训练的无能,目的和手段的混淆,非人格化的严重导向,产生了官”僚制的异化现象,行政人员的人格严重扭曲,从而导致了行政低效。重塑行政人员的人格将是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解除官僚制弊端的一个有效的途径。这需要行政人员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通过制度的设置突出行政人员的“公共人”特性以及加强对行政人员灵活性理念的灌输;另一方面要求行政人员要科学定位行为的目的性和树立个人伦理的自主性,内外结合,以实现行政人员人格的重塑和公共行政的有效实现。     

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

19世纪末,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启了行政学研究的大门,古德诺等人也为行政学研究做了进一步探索,更明确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古德诺等人为现代公共行政及科学研究确立了逻辑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具有扛鼎意义的官僚制理论,理论的诞生对当时的政府行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人们对政治生活更加理性的诉求,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在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悖论并面临着许多危机,就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理性官僚制的悖论、官僚制的危机等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进行市场化方案的反思,以及文化方案、伦理方案的阐释与论述,力求找到一条更适合当下政府行政的合理化道路与官僚制的救治方案。     

战后日本官僚制和政治经济发展

战后日本官僚制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 ,但它也有其自己的特点。战后日本官僚制由于其自身的结构和功能 ,使它在政策制定、与政党的关系、“铁三角”同盟以及政府主导制经济四个方面对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 ,战后日本官僚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挑战 ,战后日本官僚制弱化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阻碍了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造成了日本行政效率低下和行政腐败 ,导致了中央政府难以适应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此外它还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发展到今天的战后日本官僚制 ,其改革势在必行     

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竞争、替代还是融合?北大核心

诚然,对官僚制的批判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官僚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总体优势更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巩固;数字政府建立在对官僚制政府弊端克服基础上的技术优势并不意味着其在与官僚制的竞争中具备优势并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替代。同时,更要在辩证的视角下对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的效果“异化”有清醒的认识,并防止两者“负功能”的固化和叠加。遵循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相互融合提升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应在官僚制政府为“体”、数字政府为“用”的融合协同中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改进和提升,并通过智慧政府的形式更好地对社会治理多元价值目标进行整合、包容和实现。     

韦伯官僚制的理性化追求及其困境

韦伯曾命题,作为现代社会的命运,官僚制体现了行政管理的理性化追求。一个要有作为的政治共同体,除了选择官僚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外别无出路。但其代价是引发社会价值紧张。从否定的意义上说,这一价值紧张显示了理性化追求的矛盾困境。     

从现代官僚制到后官僚制人性预设转换的动因分析

现代官僚制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以层级节制、非人格化为特征,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企业家精神改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即后官僚制范式出现了.两种范式管理理念的不同根源于人性预设不同,后官僚制以"理性经济人"取代了"人性恶"的假设.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源于行政生态环境不同.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大部制改革的双重目标

大部制改革包含完善官僚制和批判官僚制两个相反的目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传统封建的消极因素,与官僚制的消极因素相互交织压缩展现于一个狭小时间段里的情况,使得我国的官僚制还未得到完全的发展,批判官僚制的趋势已经开始影响改革.我们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要整合大部制双重目标;同时认识到批判官僚制的改革要在现实中发挥良好作用,必须以官僚制的完善为前提,因此首先要重点完善官僚制,实现行政体制现代化,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阶段.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知识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范式的危机与变革

官僚制范式适应了 1 9世纪以来大工业生产对政府职能和效能所提出的要求 ,成为 1 0 0年来公共行政的主导范式。知识经济的兴起 ,使官僚制范式的内在局限性和不适应性暴露出来 ,公共行政范式的危机表现出来 ,公共行政范式处于变革时期。本文尝试从五种行政改革模式讨论对官僚制范式的调整 ,这些改革模式与实践通过放松官僚制范式的基本原则 ,局部缓和了范式危机 ,但并没有实现公共行政范式由官僚制向民主制的转变     

当代公共行政的民主范式

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的传统范式———官僚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战之后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都发生了较大变革 :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行政主导开始取代议会至上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相互分离之后 ,在当代又呈现出相互渗透与融合的趋势。这一切都使传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受到冲击 ,与此同时 ,也呼唤着民主制行政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理念和制度的创新 ,民主制行政的基本构架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架构 ,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推行竞争性的公共行政服务机制。     

后官僚制时代政府的改革与治理--评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

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两大理论基础之一.近几十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各国的政府改革运动也在不断进行,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传统的官僚制结构和政府运行方式上,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政府改革与治理理念.《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首次系统总结和评价了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作者盖伊·彼得斯基于自身的认识将各国的政府改革与治理模式概括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四大类,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归纳了各种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韦伯官僚制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运用及其完善

分析比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不难发现官僚制在中国的现实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性精神不足、法治理念薄弱和科学精神缺乏等。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欲完善之,具体做法是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转换;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换;由“单方行政”向“参与行政”转换;由“官僚行政”向“学习行政”转换。     

推动行政发展的新方案——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在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中 ,政府是直接担负着社会治理使命的组织系统 ,政府中的公共行政状况 ,对于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何提高公共行政的质量与能力的问题 ,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的焦点。张康之的新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以下简称《寻找》)一书 ,通过对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两种“后官僚制模式”替代性方案的全面剖析 ,进一步提出了伦理化的方案。一、关于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方案2 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一批年轻的行政学家们发起了“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运动对主流行政学发起了挑战 ,试图清算主流行政学…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化治理模式缺失的反思,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治理问题的探索,网络化治理主张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并对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及其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