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青少年混混的城市生存逻辑研究

通过滚雪球抽样选取12位乡村青少年混混,采取深入访谈方法对其城市生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入城市后会延续乡村社会的行事基准,通过从事另类工作、嵌入熟人圈、混入帮派组织、混迹街头空间等方式应对失去非正当收入来源、庇护关系散失、处事之道失灵和社群隔离等方面的新状况。有的乡村青少年混混受城市不良行事规则和文化价值的影响,成为城市新街角青年,或成为称霸一方的有害力量;有的则融入城市开始正常生活。流动性压力是导致乡村青少年混混城市生存逻辑生成的客观主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乡村青少年提供多元发展渠道。     

乡土文化:内涵与价值——传统文化在乡村论略

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一)物态文化乡村的物态文化层面是农村有别于城市的显在表现之一,其文化的异质性强烈吸引着城市人。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     

中国“城市—镇—乡村”人口婚姻推迟研究

利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及此前的人口普查数据，从平均初婚年龄、年龄别初婚频率及年龄别曾婚比例三个方面对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婚姻推迟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均存在婚姻推迟现象；城市男女的婚姻推迟程度比镇和乡村男女的婚姻推迟程度更严重。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的婚姻推迟在1990—2010年呈现分化态势，在2010—2020年转变为趋同。镇作为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区域，其人口婚姻推迟变迁趋势更接近乡村人口的婚姻推迟变迁趋势。中国“城市—镇—乡村”的婚姻推迟变化特征是婚龄人口性别结构变化与婚姻文化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初婚状态的发展变化。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式选择及其原因探析

农民工在面对与传统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迥异的“城市性”时,选择的适应模式大致有两种——“融入式”的适应和“在城市中重建乡村社会”的适应,后者是目前农民工城市适应模式的主要选择。本文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城市排斥力两方面展开分析,探讨导致该群体选择“重建乡村社会"这一独特城市适应模式的原因。     

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之维论析

生态方法是一种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去认识、分析并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局部化、片面化认识势必会影响乡村治理的成效。应用生态方法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目标机制和路径,有利于系统化、全面化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共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内涵,依据生态学原理,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乡村与城市的共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意蕴。     

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比较研究

农民工外流型特点是农民积极主动地进入城市的生活秩序，农民职业、收入和观念的先行，而身份和居住的滞后。但存在农民工的边缘化和农村的空巢化等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差距的拉大。征地吸入型，其特点是城市的扩张和农村被动地被纳入城市化的进程。主要问题是失地农民对城市文明的习得和社会保障。乡村工业化型，特点是以工业化为内驱带动乡村转型，一种非依附性城镇化路径。     

乡村振兴语境下培育乡村文化自信: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乡村文化自信,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振兴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说")和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文化冲击、乡村文化本身创新性不足等因素影响,乡村文化自信培育面临困境。有效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必须在把准价值导向、契合主体需求、夯实现实基础、激发多元参与和实现转化创新等方面着力。     

悄变的大都市

在执笔首钢搬迁,探解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时,我们有机会再次思考一个古老的命题:什么是城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给城市以这样的描述:“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昔日在僻远的乡村,人们对大城市怀有无数美好和浪漫的想象——城市里有着充足的食品、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有着乡村里永远也不可能享有的物质和精神供应。     

逆城市化，新型城乡的雨露阳光

逆城市化的意义——助推城乡可持续发展 “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对村镇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逆城市化”潮流涌向哪里，哪里的乡镇发展速度就快。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     

城市发展:权利外溢与治理融合

自工业革命以来,借助于产业的推进,城市日益汇聚大量的资源。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既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权利驱动的结果。借助现代交通工具,城市向郊区蔓延,从而形成城市持续性扩张。在区域性的要素流动中,在城市乡村的人口流动中,城市的发达与乡村的衰败往往如影随形,更重要的是,这种繁荣与衰落的城乡差异背后,是城市权利的差距,这种差距阻塞了人口的空间选择,因此,权利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也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特色小镇还是田园综合体的制度设计,一个平权的城乡关系是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重要支点,也是城乡人口理性流动的逻辑起点。     

乡村性的再造——基于“三生空间”的权利视角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性的讨论伴随着乡村发展的政策调整。从乡镇企业的淡出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变，中国乡村走上了与城市不同的产业、空间与人口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都市圈的扩张，作为论证乡村内在结构合理性的乡村性定义，日益显示出不平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一些地方推出的诸如乡村旅游等措施不过体现为将乡村整体包装为一种产品的政策努力，这种努力无法与城市化、工业化、规模化经营、资本下乡等众所周知的产业化路径兼容。立足“三生空间”的乡村考察可以发现，从城乡平等的角度，城市性与乡村性并不冲突，中国乡村性重构需要建立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建立在基于权利平等的人口迁移进程中。基于“三生空间”和城市权利的理论贡献，中国乡村性的概念需要直面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从而为城乡融合提供知识支持。     

乡村资源制度性流失及其遏制思路——以土地、资金为例

在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金等乡村主要资源,由于制度缺陷或制度壁垒的原因不断流入城市,而乡村却得不到更多的补充。遏制乡村资源的制度性流失,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和体制,并扩散城市资源,实现城乡资源的互动。     

在“扎根”与“归根”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为何难以城市"扎根"和为何难以回乡"归根",解析后认为:因城乡二元结构等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以及城市生活、工作和交往方式的陌生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根";然而,又因乡村生活、交往方式与乡土生活、运作逻辑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亦难以有效回归乡村,难以在乡村社会顺利"归根"。     

乡村性的流失与重塑——基于空间、产业和身份的视角

乡村性伴随着乡村本质的理论反思，以空间、产业和身份三要素的扩展为表征，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交织中动态演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与市场共同展开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形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对新时代乡村性的理解的一些偏误，产生了脱离乡村尺度对乡村进行主观构建和想象强加的系列行为，带来了乡村空间建设失真、产业利益分配错位以及乡村主体权利缺失的新困境，乡村性在积极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反而进一步流失。乡村性概念的重塑，纠正了乡村建设中乡村“他者”对乡村社会的叙事偏差，回答了乡村振兴“为谁而兴”的根本性追问，成为乡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     

基于“家庭农场”的乡村订单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乡村旅游订单化发展是克服当前农业、旅游业发展瓶颈的一条有效路径。文章以场所依赖的RI-C模型为分析框架,提出了基于"家庭农场"的订单旅游发展模式,即由家庭农场主开发多元化乡村旅游产品并与城市居民消费群体签订一定期限的旅游消费契约的行为,是对当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超越。该模式把订单旅游划分为信息采集、契约签订、契约实施和信息反馈四个阶段,该创新模式的实施能对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的产业融合与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对新农村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社区研究

郊区城市化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进展迅速,它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现象。城市近郊及远郊的快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着乡村地区。城市远郊发展,郊区边缘发展,城市向郊区蔓延及乡村城市化都很好地描述了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反城市化情绪大大刺激了城市郊区的发展,以及国家用于土地使用、规划、交通系统等项目的开支大大刺激了这种生产、需求和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和环境的负面效应。     

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报告（1998-2008）——以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

长时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必然横截面。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实践的两个不同范本,但乡村治理远比城市社区治理多样而复杂,因而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在分析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的基础上,以1998至2008年间的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论著为研究对象,多学科揭示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论域、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十年来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思维场域与学术景观。乡土中国的"学术井喷"成了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学界盛景,反映出国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学术张力以及问题意识、底层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弘扬,同时亦隐喻着地方治理中"乡村问题"的持续性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盘点、理论推进与实践指导值得进一步诠释和深入。     

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广义文化系统演化视角的探索

随着农民工步入城市,其带来的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融合成为新型城市文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就是在新型城市文化以及其他居民构成的外部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经验积累调整自身行为以获取更高适应度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有效的互动渠道、相互协调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及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度的关键问题。打破个人资本积累恶性循环、正确对待乡村文化、构建良好的文化环境等,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度。     

城市的回归——乡村贫困治理中的特色小镇

城市化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公共政策。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中,特色小镇蔓延的可能性已经被城市更新局部取代,但是这样的政策调整忽视了小镇在乡村贫困治理中的可能性角色。在乡村的贫困治理中,城市化往往被简单理解为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返乡建设美丽乡村。这种城市化的思维是基于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中心主义考虑的,从而忽视了城市的本质特征。特色小镇的背后不仅仅是产业和建制的争论,更重要的是,特色小镇本身就蕴含着城市的本来面目。在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进路中,特色小镇既包含着美丽乡村的内在诉求,也暗含乡村贫困治理的基本逻辑。     

乡村留守儿童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留守儿童，是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与非留守儿童相比，乡村留守儿童在监护主体、学习成绩、心理健康、行为道德、日常生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均面临着严重的成长问题。面对乡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家庭、学校和政府均需要承担应有的责任，对留守儿童成长面临的问题追行全面地审视，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和行为干预手段，解决留守儿童成长所面临的问题，为他们健康成长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