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问题

从博弈论角度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关键特征。从委托人———中央政府和代理人———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在执行中央政令时有可能拒绝接受委托,或虽然接受委托但执行不到位,从而导致政策执行阻滞。治理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注重"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两个重要因素,并通过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合作,改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方式方法,正视地方的合理利益,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等,以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环保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制约因素动态反馈分析——以“限塑令”为例

以"限塑令"这样的环保公共政策为例,运用史密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的制定、传达、执行及反馈四个环节,对环保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在此,结合系统动力学基模理论,刻画了政策环境、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对象和政策本身四个子系统偏差制约环保公共政策实效满意度的增长上限基模。为了促进环保公共政策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产生良性循环,提出了四点建议,以期为环保公共政策良性运行助推基础力、内生成力、推进力、外生成力。     

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压力—回应”模式的实证分析

社会群体将某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以多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将公共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这一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即为"压力—回应"模式。"压力—回应"在世界各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广泛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过程中也日益常见。以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全国性修法议程等三个层面的案例对"压力—回应"模式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过程,从地方政府的化工项目到关乎全体民众的法律修订,压力来源、表达方式、压力强度的差异都会改变政策回应的结果。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地方政府反应性社会治理的逻辑

反应性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社会治理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地方政府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社会治理的生成。同时,反应性社会治理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基础。反应性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频频出现的"维稳"和"闹大"显示出反应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情境及其弊病,因而有必要提出一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可持续型"社会治理模式。     

基层政策执行的压力传导方式与转化机制研究——以W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例

在压力型体制中,政策压力的显性传导与隐性转化共同推进基层政策执行。压力运转机制表现为政策前台的“层层施压”与政策后台的“层层转化”,显性压力传导与隐性转化相配合,在层级政府间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政策压力的化解。W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的个案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政府在政策的前台以程序化的政策执行推动显性压力的层层传递;在政策的后台则呈现真实的治理技术,以隐性转化的方式调节显性压力,并最终在民众的配合下融合和消弭了政策压力,使得压力型体制得以正常运转。基层政府的“前台呈现”与“后台配合”,分别遵循了科层制情境下的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     

破解政府治理高碳的“效率困境”——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分析

政府在激励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低碳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治理高碳的效率却存在着"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现象。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来看,政府治理高碳能力受到低碳发展的价值观、治理高碳的行动意愿、政策供给的偏好影响。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由于存在认知差异和获取信息、资金和技术的能力差异,导致治理高碳的政策供给和价值理念在"自上而下"的传导过程中呈现出"效率困境"。因此,要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气候风险意识,建立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的协同机制,从单纯强调政策主导转向促进企业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治理高碳中的重要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善治”及其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制定出了一系列求真务实的施政方针和政策,使边区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达到了政治民主、经济自给、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状态,出色地完成了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从现代管理的"善治"角度出发,考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内容、方法,有助于认识和总结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经验,为当今政府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五反”政策在上海执行的阻碍因素分析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五反"运动。总起来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开展"五反"运动的决策是正确的。"五反"政策执行是贯彻"五反"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五反"政策在上海执行的结果,往往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之所以出现上述误区,是因为存在着主观阻碍因素和体制弊端的影响。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五反"政策在上海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对于促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与矫正——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多案例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为矫正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以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分析逻辑,以浙、湘、黔、云4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状况分析。研究发现:逐级研制模式下理想政策缺失是政策执行靶向偏差的关键伏笔;府际博弈下执行主体的趋利选择是政策落实偏差的根本诱因;市场主体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与业务服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政策供需偏差的主要表现;社会场域支撑薄弱是政策执行未及偏差的重要原因。基于此,从政策防偏、执行纠偏、服务治偏、环境消偏四个方面提出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