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了“请您参加希望工程”的广告

去年,《文汇报》有篇题为《托起明天的太阳》的通讯,其中说道,甘肃省康乐县某穷村里一位面黄肌瘦的11岁女孩马义梅,为了挣钱上学,自己到村头替窑主搬砖头。按规定,从窑里将砖头搬到院外,每搬12块才给一分钱。也许她过分地弱小,一次只能搬3块,每往返8趟,才能得到一分钱。她搬啊搬啊,双手冻肿了,两脚砸烂了。终于有一天,她见自己放钱的香烟壳鼓起来了。她双手抱着烟壳,一口气跑到学校,说:“老师,我要上学,我有钱交学费了。”老师一数所有硬币,才8角5分。老师流泪了,不论钱够否,收下了她。     

战士也需要抒情歌

一次到朋友家串门,碰见一位来北京考声乐的姑娘。姑娘说;她特别喜欢《海上女民兵》这支70年代的歌。朋友指着满脸络腮胡子的我说,这位就是曲作者。姑娘傻眼了,妈呀,这么不是整个一个“兵”吗！ 她太不了解我们军人。除了西藏,我到过全国30个省区,为军人演出和采风,云南还去过3次呢！我了解军人,在那整齐划一的着装     

记住,你是炎黄子孙

没想到,“留学热”的浪潮也波及到我的家庭。在大学读书的小女儿有一天忽然带着愤愤不平的神情告诉我:她的一个同窗挚友不久前获得自费赴美留学的机会,手续全办妥了,不料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又暂时不能去了。这件事本来和小女儿风马牛不相及,但她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爸爸呀！你说,究竟出国     

涨

我家门口,有一棵龙眼树。龙眼树下,有一张石桌和几只石椅。这是夏日我们一家六口吃饭和纳凉的地方。 妻摆上了饭菜,眉头一皱说:“又涨啦！” 妻说:豆干从6分涨至1毛,猪肉从1元5涨至2元9,火柴从3分涨至5分,熟鱼从9毛5涨至1元4,连盐巴也涨3分钱,从1毛8涨至2毛1！ 大女说:“洗衣粉从1块2跳到1块7！” 小女说:“鸿运扇从80多暴涨至100多！” 大儿说:“理发从6毛飞至1     

韵梅和秦香莲

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京剧演员参加拍电视剧,是破天荒头一遭。记得一开始,林汝为导演找我面谈,我一个劲儿地推托,总是说:“不成,不成啊！您还是找别人吧！”没想到林导演还真有拧劲儿,说什么“我要找北京味儿浓的演员,你就象韵梅”。实在拗不过,我只好答应:“试试看吧。” 能够到电视荧屏上向千千万万观众显一显身     

西藏明天的建设者

在辽宁省辽阳一中的小会议厅里,一位藏族少年站在巨幅布达拉宫油画挂屏前,正对着录相机,异常兴奋地说着:“阿爸、阿妈,你们好！我在这里生活、学习得很好,老师和同学待我如亲人……” 她的名字叫强巴央宗,今年十五岁,远离父母约4000公里。录相将使她的父母第一次看到女儿离开西藏后在内地城市学习的实况。 辽阳一中的校长姜齐涛对记者说:“为了让西藏班同学的家长了     

钱钟书手不释卷

钟书老爱说:“老者增年是减年。”当然,老人活一年少一年,但增减的总和既不得知,管它又减去多少呢！我只惊诧说:“我现在比我的爸爸妈妈都老了。”钟书惊诧说:“我比我的爷爷都老了。”     

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续完)

脱险 过了草地,我们有吃有喝,体力也逐渐恢复。在巴西一带正等待着左路军北上的消息,一天半夜三更,突然凯丰来喊:“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凯丰说:“都不要问,快走！”我们中央三队很快集合起来。凯丰又对大家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     

相聚在荧屏前

1992年5月打进深圳建筑市场的齐齐哈尔铁路第一工程处第三工程段机械化施工队的37名小伙子,见到刚从内地来的段长孔祥仁,说的第一句话是:“到这边已经一年半了,可想家了！” “小伙子们,先别急,我给你们‘背’来了！”孔段长风趣地说。 “老段长别拿我们开心了！”小伙子们一下围住了老段长。 “真的,我这里有你们37个家庭的录像,里边有你们的妻子、孩子、父亲、母亲;还有你们的房子、果树……全都‘背’来了。”说着,孔段长拿出了录像带,     

一部有力量的书——读《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

记得是50年代初,我的姑母有一天回家兴冲冲地说:“我今天见到了活的女共产党员！”家里人都笑了,因为在场的就有几位女共产党员,并且都是活的。当然,大家都清楚,她所说的“活的女共产党员”,是特指帅孟奇大姐。由于李伯钊同志的《女共产党员》一书的广泛影响,帅大姐     

法拉齐一席话

也许是出于“旁观者清”、“兼听则明”,改革开放的前几年,曾有报家举办过“外国人看中国”的征文活动,其时,未知曾到过中国的意大利记者法拉齐这位外国人“对中国是何种观感”?然而前不久她再次来华说过的一席话,则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法拉齐曾于1980年来过中国,去年她第二次来华时,对采访她的中国记者说:“我这次来看到变化了的中国,看到了许多欢乐,     

一个流浪儿的故事

“一个流浪儿向你问好！”我的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刚从西藏东部山区采访回来，这样向我说。“一个流浪儿？”“是的，农奴制度下的一个流浪儿！”我的朋友补充说，“但是，今天却成了一个保卫人民幸福生活的公安战士！”我开始在回忆中搜索着如烟的往事，竭力搜索着...     

安于平凡但不甘于平庸

因为工作需要,我从业务部门转到政工部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搞政工是份“清苦”的差事,不像业务工作那样看得见、摸得着,易出成绩。但干上以后,我却爱上这一行。要问为什么,一句话,锻炼人！ 我原是学铁道工程的,在我转口搞政工的时候,一些亲朋好友对我说:“放着好好的专业不干,太可惜！”也有的说:“干你的本行,轻车熟路,搞什么政工?搞不好要引火烧身！”在更多的人眼里,这年头,干政工整天就是看报、写文章、开会,既没实惠,也没     

人在天涯

去年的《瞭望》周刊第28期刊登了穆青同志的一篇散文,题为《思乡者》。文中写道: 我到巴西访问的第二天,就在一个名叫黑金城的地方,结识了一位特殊的乡亲。……一见面(他)就高兴地用准确的汉语不住地喊着:“您好,中国朋友们！”……然后掏出笔来在自己的葡文名片背后,工工整整地写上“魏世飞”三个汉字交给我,他说,这就是他的中国名字。 ……他说,他就生在中国,从小在天津长大。……他是1953年离开中国的,当时他只有26岁。……他说:“中国是我的老家,今年我已61岁了,离开老家整整35年,心里真想啊！”     

烟台市民眼中的住房改革

这些日子,港城烟台象“炸了锅”似的,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几乎人人都在谈论着一个话题——住房改革。 在北京开往烟台的火车上。夜里,卧铺车厢已经熄灯,可我那两位“邻居”操着浓厚的胶东口音仍在“抬杠子”。“要咱说,这次房改可治了那些当官的了。过去,谁有权谁住大房,这下可好了。”“要你这么说,当官的都得和你住一样面积才行?”“想多住也行,得多拿钱呗！”“过去人家不也多缴了房租?！”“房租?那顶个么！一平方米才八分钱,还不如送个人情呢！” 我到烟台去,正是采访住房改革的。没想到,没容去“采”,情况已经上门了。     

产油国里的旧烟盒

在离开阿尔及利亚18年之后,我应邀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和当地人民一道参加了欢庆阿尔及利亚独立25周年的活动。7月5日庆典之后,我随同中国党政代表团参观了阿尔及利亚的油田和天然气田。此行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撒哈拉看到的一堆旧烟盒,因为它们生动地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勤俭建国的精神。 在从巴黎飞往阿尔及尔途中,邻座的一位阿尔及利亚姑娘问:“头一回来?”我笑道:“20年前我曾在阿尔及尔工作过。”她说:“噢,太好了。你看看吧,阿尔及尔更美了！” 姑娘的话没错。依山临海的阿尔及尔增添了许多     

瞭望哨

某工厂有人上班干私活,领导对他提出批评,有人马上出来圆场:“如今大家都这样,不必大惊小怪”。公共汽车上有人逃票,售票员让他补票,马上有人搭腔:“如今大家都这样,何必认真?”说到有些人行贿送礼,套购、倒卖国家紧缺物资,大发横财,也有人说:“大家都这样！”说起有些掌权者以权谋私,甚至敲诈勒索、询情枉法,人们也漠然置之:“大家都这样！”     

达古拉

我第一次仔细看着达古拉是在1968年秋。当时我们几个刚到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被分配去与达古拉合放一群羊。事先队上的头头跟我们讲:“达古拉的男人是‘内人党’,现在还在集中劳改,你们要和她划清界限。”牛车队拉着我们走向达古拉的蒙古包,她远远地跑出来迎,连连说“赛努”,“赛努”(“你好,你好”)。我们谁也不回答她,但是我却暗暗地把这个“反革命家属”从头到脚地端详了一遍:     

博物馆里(二)——出访有感之五

怎么也没有想到,一踏上H国的国土,刚刚在预订的住处坐定,同他家翻译互相介绍,不到一刻钟她就冲我说:您们博物馆,我去参观过,可不满意了。大多是复制品。让我们看复制品！ 她是一位苗条、精神的老太太,和蔼、礼貌,当然也十分坦率。刚办完退休手续。我请问她什么时间参观的我们馆,说是60年代初,她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 我不禁惊异:多么深刻的不满     

易玛和她的中国鼓手

今年32岁的易玛,现任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从少女时代起,她便向往古老的东方、古老的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她作为西班牙第一批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的留学生,踏上中国的土地。从爱中国,爱中国人,到爱上一位有才气的乐队鼓手刘效松,她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宿。她说:“我喜欢中国,我感到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