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方向与重点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从单向度的行政化阶段过渡到双向度的行政化与社会化结合阶段,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的社区建设新局面。客观上看,社区建设仍然面临组织体系"碎片化"和主体能力不足的现实挑战。为此,围绕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新阶段的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应实现治理体制从管理到治理、组织机构从分割到整合、社工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平衡发展、居民行为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向。并以有效整合基层行政体系和大力培育社区社会性要素为建设重点,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与收缩型城市“单位社区”空间治理的再造

当前收缩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场域正经历着从单位消解到社区制成熟,从行政式管理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进程。传统“单位大院”这一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空间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打造公共性的社区空间网络,强化社区空间自主性,破除约束社区治理网络空间的体制性因素,方可在新时期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以“赋权”社区自组织等方式积极推进“逆行政化”的创新,最终实现收缩型城市空间社会治理目标。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候选人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直选探析——以W市J社区为个案

以社会资本的"个体社会资源理论"为工具,以W市J社区直接选举为分析个案,详实描述了社区直选中候选人对不同组织与个人采取的差异性动员行为,指出导致候选人差异性动员行为的根源在于社区社会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提出候选人行为转向的路径在于改善社区社会资源分布结构.     

论社区建构的过程

虽然社区是在现代化即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却可以看到自觉地进行社区建构的特征,这也是社区区别于农业社会的自然村落等生活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区主要是作为"社会救助力量"进行建构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区重建运动中,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社区的建构性特征。为了解决国家重建中的资源不足的问题,联合国于1948年提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念,之后又倡导和实施了"社区发展运动",一场自觉的社区建设运动在世界各国开始风行,并切实地推动了社区的兴起和繁荣。20世纪80年代后,原先由政府垄断的社会治理权力向社会转移,标志着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的滥觞。在这样的背景下,仅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已经无力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而是通过广泛动员社区以外的政府、公众、非政府组织、民营机构等的力量来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社区养老服务的角色定位研究

社区养老服务在实践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从"由社区养老"到"在社区养老"转变的发展趋势,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服务供给更加多样化,管理运行更加市场化。基于这样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可以清晰地看出社区养老服务的角色定位,即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在社区进行整合和优化。因此,社区养老服务将成为未来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主攻方向。为促进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在社区更好地整合优化,社区必须充分发挥统合作用,制定社区养老服务专项规划,合理布局各类养老服务资源,积极通过社会化和市场化途径,探索创新发展模式,不断提升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水平。     

构建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的保障机制

随着改革的深化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出现了从单位制结构向社区制结构发展的趋势,社区已经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主要社会空间,成为党组织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从而实现有效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工作平台。只有在明确社区党组织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如何有效实现的问题,才能使党在有效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中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以北京市"村居型"社区为个案,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中的老年人参与

在当今各国的社会管理改革浪潮中.公民参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运动目标之一,就是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弥补政府在城市基层管理中能力之不足.老年人作为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参与主体.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长春市H社区为个案

本文以H社区为个案,对比了政府绩效考评与居民满意度调查两种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从显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和隐性的社区治理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政府的绩效评估重效率,轻效益;重有形,轻无形.这些特点根植于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自治组织处于附属地位,居民评估主体地位缺失.基于此,建议以"强政府、强社会"为目标,确保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动,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进而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论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工会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城市，由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社会管理重心下移以及“单位体制”的逐步瓦解，引发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兴起。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局面。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析

城市社区党组织是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是党在城市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提升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应有之义、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客观要求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当前,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受到社区党组织组织能力弱化、动员能力弱化和贯彻能力弱化等因素的制约。为此,从组织内部来看,社区党组织应该加强对社区党员的教育与管理,创新社区党组织结构,强化社区党组织功能;从组织外部来看,社区党组织应该通过组织嵌入、理念引领和活动凝聚等方式,整合社区多方力量,全面提升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     

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多重逻辑及实现机制——以“中心—耦合”型治理网络为分析框架

近年来,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大型居住社区,既有研究缺少对这一对象的关注,特别是对选择何种理论工具分析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独特性缺少深入探讨。从结构上来看,由执政党扮演领导核心角色、其他主体扮演参与者角色的"一核多元"的"中心—耦合"型治理网络,是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结构形态。我国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棘手性,呈现党的领导与多元参与相结合、共识培育与尊重差异相结合、社区赋权与社区增能相结合、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相结合的多重逻辑。从实践来看,基于"中心—耦合"型治理网络,可以通过凝聚基本共识、推动资源整合、搭建协商平台、引导自治开展等多种手段,推动我国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实现。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变化：基于政党功能视角

政党功能是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演化的重要线索。从中国城市社区创建迄今，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不断转换，从突出组织覆盖和党员吸纳的政党嵌入，到推进资源整合和组织协调的政党整合，再到全面强化领导权威和权力运行的政党引领。这一演化的深层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区属性认识的不断变化，从定位为自治社区到突出治理单元，再到强化执政根基，执政党日趋关注城市社区所承担的国家治理与党执政的使命任务。由于城市社区是集自治社区、治理单元、执政基础多重属性于一身的复合性场域，因此社区治理既需要强化社区党组织的引领功能，还需要发挥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功能，需要平衡好政党科层化与政党社会化、组织共治与形式主义、兜底治理与社区共治的复杂关系。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简论对高校社区工作定位的初步认识

面对目前中国内地高校总体资源、服务不足的实际情况,高校社区工作作为高校社会工作的具体化和深入,能够较好地整合高校社区内的各种资源,容纳多方力量。基于对社区社会工作和高校的认识,对高校社区工作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高校社区工作是社区工作的特定形式,高校社区工作的社会功能,包括社会服务功能、充权功能、社会行动功能和整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