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战略及其启示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策略,是毛泽东安全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国内反动势力的破坏与反扑,面临西方国家的威胁,面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险。毛泽东深刻洞察各种重大风险,以高屋建瓴、未雨绸缪的战略策略,采取坚决的应对措施和政策。毛泽东和党中央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团结人民,以维护和改善国家安全环境、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抗美援朝、坚决反对美国分裂台湾,以维护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加强国家安全观,维护政治和社会安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其宝贵经验与实践,对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我国中小银行风险生成机理及稳健发展路径研究

中小银行既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中小银行的风险防范工作面临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中小银行的风险生成主要包括过于依赖同业负债及资产性投资收入导致流动性风险、风险预估不足和风控能力较弱导致信用风险、治理机制不健全和缺乏有效监管导致治理风险等三个方面。可以从加强顶层设计和完善政策、明确经营定位、加强金融科技创新、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协同完善等方面,构建我国中小银行可持续稳健发展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策,是巩固党执政与领导地位的必然之举,亦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面临的重大风险涉及各个发展领域,包括国内的新旧矛盾、潜在的不稳定因子与国际复杂的局势,且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重叠。要妥善防范化解中国发展建设面临的重大风险,就必须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思维解决风险矛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切实贯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     

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表现、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

科技领域风险是我国当前重点防范化解的重大风险之一。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来自国际、国内和科技自身三个方面,具体而言主要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新兴技术广泛应用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科技走向国际市场遭受政治打压的风险三大类,这三大类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必然性、政治性、复杂性、难控性、两面性的显著特点。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形成主要有外生性、内生性和自生性成因。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必须针对风险生成原因,采取有力举措:一是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防范化解“卡脖子”风险;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着力破除产生科技风险的体制机制因素;三是加强科技安全治理,提高科技风险治理水平,着力防范化解新科技应用带来的风险。     

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百年历程、经验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强化党的领导和推进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强支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实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后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新时代以来通过深化思想建设与体制完善不断推进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科学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宏观把握与微观治理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防范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依靠人民与发动人民的辩证统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现实启示在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全面领导机制、理论引领机制、协同参与机制、评估预警机制、责任落实机制和开放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升重大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夯实根基。     

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整体性逻辑北大核心

从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来看,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在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多源性与联动性交织的整体性特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成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方法与关键环节,从而达到凝聚民心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意识形态工作目的。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特点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策略,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实效,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统合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建构起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格局。这就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怎么认识—怎么处理—怎么做好”的整体性逻辑理路,充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结合的意识形态工作特点,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哲学意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挑战是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课题。应从世界观、方法论、实践价值三个维度阐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挑战的哲学意蕴。风险与挑战是客观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固有现象,是唯物辩证法矛盾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现实体现,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基本发展规律使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动态地看待和处理各种问题与风险。防范化解风险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代新局面的基本功,是我们党淬炼成钢的基本功,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功。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风险,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是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的一次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我国严峻复杂的风险态势,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做实做细做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跨界民族问题过程中,形成了内容丰富多样、视角新颖独特的关于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政策与实践,提出了许多化解跨界民族矛盾与冲突、维护边疆安全与稳定的创新主张,积极有效地遏制了跨界民族问题对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冲击。梳理和总结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关于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进一步形成和完善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政策体系,防范跨界民族问题诱发的各种未来风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若干思考

政治风险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风险,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新时代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一系列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理论指导,使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时间表"愈加迫切、"路线图"更加清晰、"任务书"越发明确。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必须以不断巩固党的政治基础为核心、以扎实提高党的政治自觉为关键、以全面优化党的政治环境为前提、以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保障,科学有效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浅谈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在我国进入风险高发的转折时期的大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化解社会冲突是维稳工作的重点。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之计和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的相关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政策倡导、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所以,如何通过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是重要的理论课题和迫切的现实要求。     

提高干部防范重大风险的四大素质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领导干部要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     

双支柱调控框架下金融一实体经济相互反馈机制研究

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并维护金融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双支柱调控框架不仅完善了传统的货币政策,还增加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等宏观审慎政策,以维护金融稳定。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经济金融化现象明显,金融支撑和影响实体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大。针对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如何建立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相互反馈机制,提出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建议,为促进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提供新思路。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政治学分析

土地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建国以来,我国土地制度历经了从土改到集体化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次重大变革。作为土地制度的第三次重大政治决策,实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在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生产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同时,又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如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弱化政治信任的风险、诱发新型腐败的风险以及危及粮食安全的风险等,因此,必须明确土地权利边界,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施土地经营权流转,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以防范与化解各种政治风险,从而顺利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国家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     

社会稳定风险仿真模拟与社会冲突的前馈控制——基于政策模拟方法的社会稳定风险系列研究之一

政策一旦投入社会现实之中,就会形成一种能量,迫使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某种改变且覆水难收.所以为规避社会冲突,政策制定者总是事先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力求预知特定政策投入运行后所产生能量的正负及其大小,以规避或防范社会冲突.由于社会风险模拟方法以特定的政策及其施加目标为研究对象,可以在人工环境中建立一个与它相似的仿真模型,并通过人工和计算机手段,使其在虚拟环境中运行和多向度推演,观察其未来发展变化的过程及最终结果,预先发现其中的问题并进行对策矫正,因此这种方法被业内认为以动态推演的优势超越于传统的静态评估,对社会冲突风险的防范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通过对社会稳定风险仿真模拟的主要内容及其焦点和难点进行探讨,同时针对社会稳定风险系统整体性涌现的产物——社会冲突,提出利用社会风险仿真模拟方法实施前馈控制的初步构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创造“两大奇迹”的重要保障

<正>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世界奇迹。我国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创造这一奇迹的重要缘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考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得出的科学结论，对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思考

金融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2 0世纪末东南亚国家及俄罗斯、日本发生的金融危机 ,再一次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切实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特别是银行风险 ,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首要任务 ,也成为目前我国金融工作及金融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这样说 ,各国政府 ,特别是我国政府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关心金融问题 ,如此重视金融风险。银行风险是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 ,直接关系到金融风险能否整体和彻底化解。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 ,就必须首先了解金融风险的性质和特征。一…     

志愿服务参与扶贫工作:风险与防范路径

贫困是我国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重大问题,解决贫困问题亟须从政府单中心扶贫模式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中心模式转变,其中志愿服务在满足贫困户的基本需求和帮助贫困户脱离贫苦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志愿参与扶贫中存在志愿者安全意识不强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够健全等现象,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志愿服务参与扶贫的保障机制路径,以多维度优化志愿服务参与扶贫机制,落实志愿服务参与扶贫工作的志愿者和农村贫困群体的权益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发展。     

关注地方财政风险

历经多次金融风波特别是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全社会对金融风险的危害性有了深刻了解,从而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形成了共识。然而对财政风险问题,由于多方原因,目前仍存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的问题。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尤其是地方财政风险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地方财政风险是地区 公共风险的集中反映 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 (在地方即是政府 ),分配的目的是政府实现职能的需要;财政的基本职能是优化资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社会经济。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社会经济稳定方面出现的问题,政府往往首先运用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