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权力视阈下的官德建设

官德是整个国家道德体系的核心,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影响决定着其他的社会道德。公共权力对官德建设的诉求(一)公共权力的代理性决定了权力需道德约束从本源上讲,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具有最为广泛的     

“后单位社会”官德的嬗变与重塑

官德是领导干部在其权力活动实践中应予遵守的规范和准则,当前,部分领导干部官德失范的行为是自律性道德滑坡和制度性监管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以现代化为诉求的制度安排,"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综合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机制,单位体制所内生的制度性特质是"后单位社会"扭曲的政绩观、自利性倾向凸显、权力寻租现象频发等官德异化行为的一种制度性力量。因此,在构建新型官德模式的过程中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此过程需要克服单位制度的巨大惯性和变革形态的制约作用,加强单位内部行政决策的民主化、推进行政执行的科学化、完善行政监管的制度化等方式,以协同改进新时期官德建设。     

论官德与民风

以德治国是我党的治国方略之一 ,党的各级干部是治国的主体 ,这就要求为官者首先要讲官德、有官德 ;端正社会风气的前提是端正官风 ,端正官风的关键是加强官德建设 ;要超越单纯就道德领域谈官德的思路 ,把加强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法治作为官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根本保证。     

制度伦理:当代中国官德建设的缺失与重塑

官员的官德建设不仅需要依靠道德自律,还有赖于制度伦理的规范和约束。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突出的党群干群矛盾和阶层利益整合,如何处理利益关系成为官德建设的重要问题。制度伦理作为制约权力的一种手段,从外部环境入手,通过制度、法律、法规等建立健全伦理道德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把一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使其规范化、法制化。从制度伦理层面强化官德建设,对官德的实现具有普遍性,有助于官德规范的把握和官员道德的养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通过完善干部任用选拔机制,建立科学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改变传统官德教育方法、建立作风教育长效机制等措施,形成全方位的官员从政道德监督机制。     

官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制度化途径探索

<正>"官"是指在国家和政府中担任一定职务,掌握一定政治权力或行政权力的人员。由于其手中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他们又被赋予了最具权威又富有时代内涵的称呼——"人民公仆"。官德就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思想作风和政治素质,也是官员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官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道德培养工程,其旨在提高党政干部的道德品质及政治素质,使为官者真正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晏子春秋》的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官德是为官者立身从政之本,为官者具有良好官德是国家善治的必要条件。《晏子春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官德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为官要"以民为本",在遵循民意中恪守"爱民""乐民"理念;为官要"尽礼行忠",在躬亲践行中坚守礼义准则;为官要"劝谏纳善",在处事履职中坚持刚正不阿;为官要廉洁清正,在省察自律中加强品性修养。《晏子春秋》体现的传统官德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以德治国”重在“官德”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对各级领导和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官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德治国”中,“官德”建设是关键,为官必须有德,治国必须修身;加强“官德”建设,要从抓教育、抓典型、抓监督等方面多管齐下,才能不断提升干部的道德修养,达到以“官德”带“民德”,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谈"官德"

“官德”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为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所重视。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崇尚德治的国家，中国传统文献几乎无一不涉及“官德”问题。诸多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是“惟治乱在庶官”，“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今天，党的领导干部虽然不同于旧时官吏，但从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共性着眼，人们通常也把领导干部称之为“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也就被称之为“官德”。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要求领导干部首先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德治国，重在以德治“官”。在新时期的严峻挑战面前，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在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中…     

先要规范官德

法治与德治并举，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笔者认为，在法治的前提下，以德治国首先要规范官德，以德治政，强化官德建设。应该看到当前的官德状况不能让人民满意，突出表现为淡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无视道德约束、施巧弄诈欺世盗名、私欲膨胀权钱交易等等，亟待整治。官德建设是关系到国家道德建设成败的关键，因为官德是社会的主体道德，是统治集团所倡导的道德模式，能对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起到示范作用，直接影响社会风气。官德不治，以德治国就必然会沦为一句空话。规范官德的主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官德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特质不仅对官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官德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更为官德建设拓展了新的路径与方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官德建设,必将有效提升官德建设的成效和层次,开创官德建设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