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中的“政治化”现象分析——以业主维权为例

近年来,我国社会冲突中常见"政治化"现象,通常被认为这是政府主动采取的理性应对方式。文章基于对业主维权的分析指出,"政治化"现象不一定是政府主动行为的结果,很可能是冲突博弈过程中各方使用"政治化策略"所致。文章随后指出"政治化"现象的持续可能带来不良社会后果,进而建议政府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区分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议题,消解"政治化策略"的适用情境。     

农村环境冲突化解:治理理念及实践创新——基于地方政府管理资源开采利用的视角

资源开采利用中出现的农村环境冲突,究其根源是资源利益冲突。地方政府资源管理的GDP偏好、政府利益定位、救世主角色、权力至上的刚性式环境管理等理念下的环境"作为",成为农村环境冲突的重要诱因。因此,化解农村环境冲突,地方政府应从资源管理理念的治理转变入手,从政府资源转变为公共资源从而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确立起与农民共治共享共赢的资源管理理念与实践模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农村环境冲突。     

社会管理创新与农村征地冲突治理

农村征地冲突作为极为复杂的跨界性社会问题,其直接和表层原因在于征地制度的缺陷,而其间接和深层原因则在于离散型的社会管理方式的缺陷。单纯改革征地制度只能缓解征地冲突或起治标之效,唯有在加快征地制度改革的同时,构建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征地冲突协同治理机制,才是有效预防与化解农村征地冲突的治本之策。一、社会管理改革滞后是农村征地冲突的深层原因     

满清王朝的历史教训

满清王朝的覆灭和辛亥革命的爆发,留给后人最为重要的历史教训,应该是当事各方都以契约平等、宪政共和的理性态度和开放思维,积极主动地寻求化解社会冲突的妥协方案。只要有一方不肯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就可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解决。     

村民自治视阈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一种与政府主导推进型法治国家建设路径中理性安排制度冲突的视角

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路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推进型,但村民自治视阈中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作为基层社会的重要治理机制,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其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推进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化解的理念与机制探索

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社会转型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社会矛盾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根源,并主要体现为利益与权利的诉求,矛盾冲突的主要属性也随着社会发展发生着改变.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既要实现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的转换,又要通过制度规则体系的建设与整合,构建社会矛盾化解的综合性长效机制和灵活性前瞻机制,最终促成社会理性的重构以及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形成.     

公共项目纠纷的利益博弈与妥协机制研究

近年来公共项目建设常陷入"一闹就停"的尴尬困境,体现出"邻避效应"扩大化的趋势,不仅消损着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浪费着社会成本和发展机遇。妥协作为一种智慧和化解矛盾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利益整合机制,能有效协调和化解个体诉求与公共理性、多数利益和少数权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再引入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在合作基础上建构起有效的妥协机制,促进各利益主体间合作,有利于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城郊土地管理困境:中央与地方的“土地博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土地博弈"在城郊土地管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造成城郊土地管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存在差异,分税制的不完善,以及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尚不完善等。而化解"土地博弈"的困境在于将农民纳入博弈之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制度,建立土地配额转让流通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探析

一般来说,在利益表达体系尚不健全的社会转型期,仅靠政府来化解社会矛盾、调控冲突,效果往往难如人意,因而需要引入另外的组织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对我国现阶段来说,这另外的组织力量主要是社会组织。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已通过邻里纠纷调解、弱势群体权益维护、政治参与、公益资源分配等方式在社会矛盾化解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人力物力的不足和制度环境的缺陷,其作用未充分发挥。要充分发挥自身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我国社会组织须多方争取公益资源,吸引并留住专业人才;而要更好地支持社会组织发挥这种作用,我国政府须更新管理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改善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     

理性选择视角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以北京市QN社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通过对QN社区的个案分析,运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政府购买服务的双方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政府通过理性选择形成相应的购买服务模式,以及管理、监督、评估制度,提供各个方面资源的支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可信任度。而社会组织也通过积极满足购买服务的要求,提供自身专业性的服务,来提升政府对其的信任度。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理性选择认识,形成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     

“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

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以直接利益冲突为主,但在有些地区,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虽然这种现象在当前社会矛盾冲突中并不是主要的,但由于其隐藏的风险大,解决难度高,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化解人们的不满情绪,消除隐患,确保社会稳定。     

公共冲突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机制建构

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的大量存在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在公共冲突的多元管理主体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从实践来看,公共冲突具有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不确定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目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冲突管理过程中冲突意识淡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制度供给不足、问责不到位以及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缺乏,使其对公共冲突管理基本处于"责任悬浮"与"效果浅表"状态。夯实政府公共冲突管理路向责任,需从构建公共冲突管理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健全的制度体系、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有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以及组织保障机制着手,并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舆论导向、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硬件"建设与"软件"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公共冲突的有效管理。     

文旅资本下乡的动因、冲突逻辑与应对策略——以南阳迷笛音乐节集体哄抢事件为例

文旅资本下乡是目前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文旅资本下乡中产生的冲突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对于文旅资本下乡过程中所产生冲突的解释,必须从文旅资本下乡“田园幻象”需求下的动因、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的压力下推动出发,理解文旅资本下乡在乡村和城市舆论场中冲突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下现代性的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乡村场域中“外来者的困境”和城市场域中“乡村的他者化”两种社会现象。而化解冲突方法的根源在于推动乡村现代化,减少城乡差异。具体化解途径可通过扩大村民创收途径、提升文旅项目持续期,促进村民与消费者良性互动、构建复合治理体系,推动乡村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展开。     

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     

公众参与: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的视角——基于北京市酒仙桥"投票拆迁"的分析

拆迁涉及到政府、拆迁户、开发商和拆迁公司等各方利益,是当前产生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领域.北京市酒仙桥地区在危改拆迁中引入了投票,是基层政府面对复杂的各方利益纷争和冲突的政府管理目标,难以协调整合下的"无奈选择".酒仙桥"投票拆迁"颇具创新精神;但也反映出公众在利益表达、参与决策以及政府在社会利益结构中如何准确定位,进行协调和整合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预见,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将持续增加,对以整合社会利益、增进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的政府提出了严峻挑战.     

互补与协同:中国劳资冲突的多元化解

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劳资冲突呈现多发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与权利意识增强的矛盾、劳资双方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两难困境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等.在当前劳资冲突的管理中,政府应该立足于加强有关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规范劳资双方的行为,为劳资关系双方能够顺利进行协商与谈判创造制度环境和条件.     

我国现阶段的公共冲突及其治理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公共冲突也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产生于各个领域的众多方面,跨领域转化或扩散,利益诉求往往伴随着情绪的发泄,发生于现实世界的冲突事件往往被互联网助推,一阶冲突往往会升级为二阶冲突。公共冲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有:维持表层平静,缺乏常规管理,长期的冲突化解不足,较少进行理性的对话,社会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互动平台不足。公共冲突的治理思路是:以深层稳定为主导目标,使冲突管理从"应急式"走向"常规化",更加注重冲突化解策略,使用协商对话的方式,使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载体互为补充,发挥和放大表达渠道和互动平台的正面效用。     

制度背离:基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关系的学理阐释

"制度背离"本质上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冲突的政治现象,具体指制度运行过程中发生与制度设定目标、制度基本功能、制度核心价值等相违背、相冲突、相偏离的现象。制度背离是一种"生活世界"普遍发生的政治现象。通过还原制度背离发生的现实环境和场景,并在制度结构系统中对其何以呈现、何以存在、何以发生等要素进行渐进分析,我们能够深入地厘清其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成因,解释和阐明制度背离现象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为寻求防范化解制度背离、调适优化制度程序提供参考借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制度背离现象尤其需要引起制度执行者、改革者的重视和反思,防止任由其负面影响泛滥,使好的制度走向反面。     

浅析"囚徒困境"模型中的"理性"假设

"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造成了严重挑战.认为"囚徒困境"中之所以出现表面的理性冲突是因为囚徒并非真正理性,之后笔者试着给出了两种可以化解这种冲突的方案:一种是改变博弈的理性选择方式,一种是集体理性工具说或集体利益幻象说,这一过程构成笔者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