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侦中推行恢复性警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当前经济犯罪日益猖獗,然而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更加注重国家对犯罪分子的打击,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受害人的补偿,对犯罪分子主观上认错认罚,尤其是对修复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不够重视,因而难以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消灭犯罪的根基,不能适应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总体安全、社会稳定的需要。因而在经济犯罪侦查中,贯彻恢复性警务理念,重视对被害人损失的弥补,以达到缓和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对经侦中的恢复性警务构建开展研究,引领警务执法模式变革。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后控:发挥“正范立行”的核心作用

当前,无论是在既成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还是预防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对于事件的控制和应对,基层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被动性"和"人为性"。为此,当务之急是通过规范政府的行动立场,规范政府的生态补偿行为及干预事件的行政行为,规范环境利益受损方的维权行动,规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舆论行为等方式,形成控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支撑。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后控中,应充分发挥"正范立行"的核心作用,避免环境群体性事件向暴力事件的演变,使对其控制尽可能地具有"可预期性"和"可调节性"。     

简论大庆生态补偿机制问题

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探讨如何运用生态补偿机制,明确生态补偿的责任主体和对象,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解决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地方政府处置劳资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分析

现阶段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地方政府面临着维稳还是维权的两难处境。有些地方政府在处置劳资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对劳动者维权持较消极态度,与企业形成"利益共谋体"。这种政企关系对劳动者维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效预防和解决的策略在于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构建"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均衡的利益共同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乌坎事件”的思考

地方政府是最直接与公民发生接触的政府机构,是政府管理的神经末梢。地方政府的行政表现,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府的形象,也最直接反映了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根据广东"乌坎事件"的梳理,可以看到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问题,对此提出了"维稳"新思维;处理方式柔性化;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完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等对策。     

市井人语

责任北京7·21大水已过去,但网络上,车主积水溺亡的广渠门事件还在发酵,焦点之一是,丁先生的死主要是他的责任,还是政府的责任。综合各方报道可以看出,政府有很大责任,如排水不畅,立交桥设计有缺陷,城市基础设施有待改善,等等。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许多人缺少起码的逃生教育和经验。这是谁的责任呢?讨论责任,对政府如何苛责都不过分,因为我们是纳税人。而在需要帮助时,个人往往软弱无力。政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意义非同寻常。(武汉《长江商报》西越)     

“个体违法、政府买单”是饮鸩止渴

正有人整理了近年来10起公职人员违法事件,发现事件发生后,八成是由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先行赔偿的。政府赔偿用的是公款,而公款源于民众所缴税费,群众利益因为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受到损害,到头来还要群众自己拿钱补偿自己。这是哪门子道理?对此,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政府负有管理失职等责任,需要对受害者赔付;二是考虑到诉讼时间较长,由政府先行支     

政府责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逻辑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责任的缺失导致社会公正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这是群体性事件与政府责任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政府责任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逻辑起点。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塑政府责任的社会公正价值,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按照治理理念,构建以政府责任内容和责任履行机制为核心的政府责任体系来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     

论刑事赔偿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刑事赔偿制度是解决刑事赔偿纠纷及刑事司法侵权受害人实现刑事赔偿请求权的依据和保障.刑事赔偿程序不仅仅是国家刑事赔偿责任的实现过程,更是受害人所受损害得以救济的过程.     

解放区民主政府公审外国人第一案

2009年9月15日,山东<大众日报>社迎来两位特殊客人--62年前轰动国内外的"杨禄奎事件"中受害人的儿子杨宝田和孙子杨淑惠,他们俩是专程来感谢在"杨禄奎事件"中仗义执言的<大众日报>和挺身而出的李万槐先生的.     

从“公关管控”走向舆情引导——政府应对网络事件的实证剖析与反思

"公关管控"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网络事件采取的主导行为策略,目的是尽快消除网络负面影响,维护自身形象,本质上是迫于压力型体制的刚性约束,通过"信息封锁"对互联网媒介生态形成的政府治理挑战的一种短视回应,其危害在于矛盾积聚与消解权威。为此,政府应对网络事件,应转变"管控"策略为"沟通、引导"策略、建立常态信息沟通机制与矛盾源头化解制度。     

生态补偿的制度建构:政府和市场有效融合

生态补偿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市场化发展最快的生态治理领域之一。它萌发于20世纪60年代的"庇古税",先后形成了基于市场机制的科斯型生态补偿和基于政府干预的庇古型生态补偿两种基本制度范式。在全球生态治理转型背景下,生态补偿呈现出市场与政府深度融合的趋势,融合的关键在于发展市场工具、构建分类融合和"市场增进"的制度框架、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态补偿长期奉行"单一政府主导"模式,已显现出生态治理绩效和生态创新效率边际递减等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生态补偿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生态环境成本的市场化、全产业链的综合补偿,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与分类补偿,推进环保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移民补偿要以人为本

首先保证与移民个人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补偿项目,不留硬缺口,纠正“轻移民"的观念水库移民工作的直接责任,是恢复淹没搬迁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指导思想上应纠正“重工程、轻移民”的观念;从补偿上应变“前期补偿”为“一次到位”; 从行为主体上应变“政府行为”为“企业经济行为”。     

政府职能转型对中国改革的作用与影响

当前,中国改革正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府全面转型的严峻挑战。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变革转型中政府职能转型是解决我国当前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府职能转型是保障中国改革全面协调发展,解决五个“滞后问题”的主要因素。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根本任务是解决政府职能的不合理定位,政府职能转型的发展目标是构建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结果导向型政府、知识型政府、顾客驱使型政府、企业化政府、预知型政府、参与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     

基础设施网络整合与跨区域治理——“哈大齐”工业走廊与松花江水污染案例分析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区域管理正在从传统的都市区(Metropolitan)管理过渡到巨型都市区(Megapolitan)或者城市走廊(City Corridor)的管理.从社会技术系统(Societal-techno System)视角,将区域管理作为一个涉众系统(Multi-actor System)考虑,研究物理系统与社会网络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研究基础设施网络和跨区域治理关系,探索涉众系统情境下的政策制定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哈大齐工业走廊案例和松花江水污染案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整合具有嵌入性特征;基础设施整合和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形成,是跨区域治理的基础,所形成的城市网络,其核心功能体现在"分散的集中化"上,以保证有效的基础设施整合、分工网络的形成和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在跨区域治理政策制定中,应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组合的基于规则和过程的涉众情境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实现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均衡.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科学界定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并进一步划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从体制上理顺权力授受关系,使人民真正拥有控制政府的力量;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职能,推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和建构

现行失地农民补偿安置制度和地方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中某种程度的无作为侵蚀着失地农民的权益,这显然有悖于城市化的本意。基于我国农民的特质和城市化进程的特征,破解的思路不应局限于对失地农民补偿安置制度做出修补和政府行为上做出规范,更要立足于从制度上给予根本安排,建立以就业为支撑的政府主导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土地征收中的“行政包干制”及其后果

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征收领域,一些地方政府采用"行政包干"的方式将其中的各种复杂事务承包给村委会来完成。通过权力和责任的双重下放,地方政府得以避免与农民发生直接的冲突和对抗,农民的不满对象主要是村委会,土地征收中的矛盾就更多地发生在村庄内部。而且,从性质上看,农村土地征收矛盾在发生之初更多地是围绕着补偿物的价格核定,不一定具有对抗性。在"行政包干"的制度限制下,由于陷入了与各自村委会就补偿物价格核算的争议之中,农民无法形成相对一致的行动目标,以致更大范围的集体行动难以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包干制"的运作转移了冲突的发生场域,防止了冲突的升级和集中爆发,进而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执政风险。但是,从长远来看,"行政包干制"中普遍存在的利益激励导向消解了基层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稳定的治理机制。     

从博弈角度探政府对维权型群体性事件的妥善化解之道——以乌坎事件为例

维权型群体性事件占目前中国各类群体性事件的绝大部分,乌坎事件便是一例。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方式在国内广受关注,是各领域学者研究的重点。博弈论是对现实问题的抽象,能对维权型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供独特视角的指导。通过智猪博弈及其改进模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妥善化解此类事件在于规则化的妥协让步,这不仅关乎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