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喇叭莫“变调”

近日，笔者回乡下老家探亲，一进村，就听到了村头久违的喇叭声。我对一位关心时事的伯父说：“现在村头喇叭又开口说话了，对你了解国家大事就方便多了。”哪知道，一听到我提到村头的广播喇叭，伯父气不打一处来：“说安装广播喇叭是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可实际上，广播喇叭传出的尽是一些乡镇干部发号施令的声音。今天是收这个费通知，明天又是收另一项费的要求。更气人的是，有时广播喇叭上正在播放中央台有关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节目，农民听得正有味，可广播立马就停了，成了“哑巴”。 应该说，乡镇党委和政府…     

一“正”三十“副”

一个乡镇有多少位副科级以上领导？如果有人出题考我，凭我过去在乡下工作的经验，顶多说是十来个。然而我是大大的错了。前不久去农村采访，先是听农民说现在乡镇一级副职以上的领导是如何如何多，以为听错了，实际一考察，使我大吃一惊：一般的是二十多个，个别的镇竟多达三十多位。 官员越来越多，费用越来越大，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这几乎已成为一种公害。“精兵简政”、“能上能下”讲了多年，但在有的地方，“兵”越来越少，“官”却越来越多。现在有些地方精简机构，撤乡并镇，这本是件好事，农民们指望在并镇中也能并掉一些官，…     

当领导们的头儿真好

党小组长，是个比芝麻更芝麻的“官”。可我偏偏当的就是这样的“官”。去年四月，我们的党小组长因工作需要调走了。“国不可否无君”，党小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小组长人选问题。经过充分酝酿！大家一致认为我比较年轻，便把这顶“乌纱”硬戴到了我这个“小字辈”的头上。说实在话，我真不愿意担此“重任”：小组成员中有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他们都是头儿，万一我有个闪失，恐怕是不想在办公室干了。可这事是领导们“说定”了的！我不执行能行吗？、“走马上任”后，同事们给我开玩笑，恭喜我当了领导的…     

“改革”是翘翘板游戏吗?——安徽淮南广播电视局机构调整引发的思考

“官告官”撤诉引出的话题 今年7月25日,安徽省淮南市电视台台长王本昉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其上级主管单位、市广播电视局。理由是该局“以行政手段,以改革为由,非法剥夺了我台的广告经营权,造成我台事业发展和经济收入的巨大损失。” 这是一起罕见的“官告官”案。7月29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请示省高院以后,依法正式受理此案。     

说“得到”

一位朋友晋升了处长,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高兴,反而一本正经地说:“咱这么大年纪到现在才弄个屁大的官,有什么可值得祝贺的!都快成讽刺喽。”听了这位朋友的“谦词”,我不禁愕然,继而心里象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当然,现实生活中面对种种“得到”而毫无反应或心安理得甚至觉得“早该给我”的,又何止朋友一人呢! 说起“得到”,时下随着改革开放,机会相对多了起来。如何对     

卫生部长张文康吐心曲

我作为卫生部长，我的努力目标，一句话：希望老百姓看好病、少生病，尽可能少花钱。我在上任卫生部部长时，就给自己立下一个军令状──不当太平官、不当糊涂官，更不当赃官、贪官，也不做：“面团官”。我说不当“面团官”就是我要通过调查研究，有自己的主见，包括我的讲话稿、写的文章，我都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不会是秘书写什么，我就念什么的官。我常常自己抽空去下面的医院看看，我进行这样的私访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能够回到老百姓中去；二是希望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可以看到许多正面的东西，但同时，我也可…     

“倒爷”与“倒技”

“官倒”倒钱,“倒官”倒权。这二位倒爷,在当今的“倒”坛上,大显身手,各领风骚。前者,是经济头脑,从商;后者,是政治头脑,从政。不过,“倒官”以后有了权,亦可进行“官倒”;可见同为“倒”,“倒官”较之“官倒”,又高出了一个层次。 无论是“官倒”还是“倒官”,在“倒”的过程中都打着官的印记。“官本位”的观念与制度,在中华大地上蔓延了两千多年;如     

工会主席应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首席代表－－关于“工会主席是否是官”讨论之浅见

近来,一些理论研究刊物和社会上不时有关于“工会主席是否是官?”等问题的讨论,笔者发表一些浅薄之见,以抛砖引玉。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官”。何为“官”?有一解为:官,职也,谓各守其职,为国治事者也。《易·系辞下》:“百官以治”。又据《现代汉语词典》解:官,是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新中国成立后,“三座大山”被推翻,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知识分子成堆”探幽

在中国,从来是知识分子怕官,很少听说有官怕知识分子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官也怕知识分子的现象,如怕“知识分子成堆”。但其原因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最近偶翻《爱因斯坦文     

“非遗”传承人肖杰——海城喇叭戏

正"我一定多带徒弟,多传技艺,让海城喇叭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唱响。"7月2日上午,现为鞍山市艺术创作研究所的海城喇叭戏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肖杰,信心满满地对笔者说。一海城喇叭戏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最早形成的地方民间剧种之一,有300多年历史,发源于海城牛庄。明代中叶,因为海城牛庄是个港口,海运发达,商业繁盛,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商民大     

留住乡愁的记忆——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海城喇叭戏

<正>笔者最初知晓海城喇叭戏还是在中学时代,那时,我们使用的省内通用音乐教材上介绍的地方戏剧种中就有海城喇叭戏,当时我很纳闷为什么在一个县城会兴起一个地方戏剧种。近年来我从事辽宁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对海城喇叭戏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特别是当我了解到海城喇叭戏的历史后,更为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留住乡愁记忆的特殊作用所感动。海城喇叭戏源于海城地秧歌,因其主奏乐器唢呐的俗名为"喇叭",所以被称为"海城喇叭戏"。海城喇叭戏最早形成于辽宁省海城市西部的牛庄镇一带,     

“小”乡镇“大”书记北大核心

中国的三万多个乡镇,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在捉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作为乡镇的“当家人”,乡镇党委书记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是“芝麻”官顶着“西瓜”大的责任。这些中国干部序列中最小的“主官”,是执政不可缺少的基础力量。     

对答:谈谈张贤亮的小说

一位素不相识的《瞭望》读者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地址,从辽远的东北来了封信,说读了《对艺术和人生的庄严感》那篇“独白”,里面提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篇“小说的倾向我不想在此评说”,要求道:“是不是可以评说一下呢,我们这里很多人读过这篇小说。”千里迢迢,盛情难却,就来评说评说吧。只是,这篇“独白”就变成“对答”了。     

习近平《之江新语》文章选登（七）——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

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当干部的，不能老是想着自己的升迁。“莫道昆明池水浅”，一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官”有多大？但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当干部，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同时，一个干部的能耐有多大，最终人民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组织上也明白。是“锥子”总会脱颖而出的。     

科级公务员的特点和作用

在国家公务员职务层次中,科级是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或非领导职务的第一个台阶,是人生仕途的“始发站”。只有当好初(科)级“官”,才能晋升中、高级“官”。因此,公务员能否当好科级领导,为人民干出实绩来,关系着自己一生仕途的前景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正常运作及其工作效率的提高。明确科级公务员的特点、地位和作用,是争取做一个优胜者必备的领导科学知识。     

“老板公务员”引发争议

河北省清河县、吉林省江源县40多名破格选拔的私企老板当上公务员后,多数没有放弃原来的企业经营权或仍在企业兼职同时拥有“官”和“商”双重身份。当地对这种“老板公务员”现象褒贬不一。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交叉兼职的问题,亟待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认真研究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可怕的是混进官场的流氓”

1995年9月18日的《光明日报》报道了温州市龙港镇公安分局局长吴国钱的事迹。他的坦荡,一如他的勇敢,令人钦敬,促人深思(见通讯《剑,是这样锋利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法律只管老百姓,不管官,法律就失去了意义。什么样的官是必须管而又很难管的呢?经验告诉他,“可怕的是混进官场的流氓”,即“流氓官”,请注意,“混进官场的流氓”或“流氓官”,显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     

莫让“身架”掉“身价”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一书中说，群众看一名干部是否称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其“官样子”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官架子”。此言可谓精辟独到，发人深思。不可否认，在实际工作中，确有少数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不是很好，“官样子”不怎么的，“官架子”倒不小。他们在走上了领导岗位后，往往就把自己看得很高，自认为做官就是高人一等，满足于坐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发号施令，不愿深入基层察民情、问民意，信奉“做官就要有官样儿”，习惯于摆官架、打官腔、耍官威，对下属颐指气使、独断专行，对群众盛气凌人、冷若冰霜。     

严防跑官要官

报载,某县委书记为防止部分干部在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之际跑官要官,日前在其休息室大门上张贴了一张“告示”:坦言“要官别找我”。另据报载,某县不久前通知全县干部,今后凡是找县委领导或组织部跑官要官的,一律记录在案,并将其名单在电视台曝光。其实,类似这样的举措现实中还有不少,这既说明了当前一些地方跑官要官现象的严重程度,也反映了各级党组织制止跑官要官现象的坚决态度。跑官要官之风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在这些地方干部职务方面的正常晋升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领导干部凭个人好恶、亲疏、恩怨、得失看人用人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正因为在干部任用工作中“人治”因素比较严重,制度和机制性因素作用难以发挥,才使极     

侨乡行

上一次我去福州是在1985年11月,参加福建中华职业大学的建校典礼,1990年我又去参加该校五周年纪念。前次我曾经趁便去闽江口的长乐转了一圈,还写了几篇小记,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这次我又到沿海的泉州和福清一带作了短促的考察。时隔5年,变化之大令人不能不刮目相视了。从念“山海经”到大打“侨牌” 5年前我在福建听到流行的话头是“大念山海经”,因而怎样开发山和海也成了我那几篇小记的主题。这次听到的却是“大打侨牌”,侨胞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提到了突出地位。打“侨”牌与念“山海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