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率”到“服务”——政府管理新理念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新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新公共管理的市场与顾客导向到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为本的嬗变。以“服务”为价值取向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必将成为政府管理新概念。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文化创新

论文从行政文化的概念入手,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新公共管理的要求,指出了传统行政文化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行政文化创新的途径和方法.     

公共管理范式:反思与批判

公共管理是 2 0世纪 70年代后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并颇具影响的公共行政理论派别。它虽然在一些概念、方法、理论和研究模型等方面为政府改革实践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但还不能称之为“公共管理范式”。面对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我们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建设的高度 ,批判性反思“公共管理范式” ,揭示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及其内涵 ,揭示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内在联系 ,是非常必要的。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趋向：管理与治理的统一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在对传统官僚行政的变革中,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两种理论分别从管理与治理两个方面对传统官僚行政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作出理论上的扬弃,从而导致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之争.其实管理与治理对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实现管理与治理的统一是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基本趋向.     

“行政”概念疏义

本以考察词源含义为出发点,试图梳理行政的概念,并厘清行政与管理的区别,继而阐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含义,以及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间的意义关联和区别。     

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

本文考察了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行政学）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所出现的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具体评述了每种研究“范式”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基本特征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劣。作者力求表明,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主题、方法和理论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管理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代国内外变化着的公共管理的现实尤其是转轨时期我国公共管理的现实,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趋势,拓展行政学的研究范围,转换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改变原有的理论形态,以便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公共管理实践服务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国家“突破官僚制”的行政改革中,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行政范式。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经济、效率、效能的片面追求,使得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公共行政应有的价值观念丧失殆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了。它在肯定新公共管理理论固有价值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与实践中的缺陷进行了批判,努力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为指向、顺应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     

反思"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的观点

公共管理(学)研究,是在扬弃(传统)公共行政(学)观念和行政改革实践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目前各国行政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具体就我国特定的历史情境而言,笔者认为由于国内行政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公共性"不足和"行政"研究的相对不足,以及中国行政现实的需求,"公共行政"研究应成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对"公共管理"概念、理念、模式的引入与研究应相当慎重,公共行政学的科学价值与学术地位不容动摇.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缺陷分析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趋势是采用市场机制来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以及公共服务的质量,它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依托,对传统的公共行政进行改革;然而,这种实践模式也有自身的缺陷,“市场化”的模式会引发一系列新的复杂的治理问题。本文通过对其实践模式的分析,指出新公共管理运动存在的潜在的问题。     

政府管理内涵探析

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管理有着许多不同的称谓，如行政、行政管理、政府行政管理、国家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等。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对政府管理这个概念都有不同的定义，就是在同一学科内部也存在多种观念，很难形成共识。     

我国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进展

为了深化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我国公共行政需要在突破西方主流理论局限的基础之上,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就要求我国公共行政在以下三个方面获得新进展:一要反思公共行政的客观主义认识论:破除主流公共行政研究价值中立的神话,促进以解放为认知兴趣的公共行政研究,将公共行政现象还原为社会建构的事实;二要克服公共行政中管理主义的弊端:以矛盾作为公共行政的基本背景,以辩证法作为公共行政变革的潜在动力,以想象突破公共行政工具理性的局限;三要引导公共行政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以日常语言作为公共行政的通信媒介,以交往合理化原则改造公共政策的过程,以语言游戏的概念重构公共利益。     

夏书章教授荣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颁发的2006年度“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

日前,夏书章教授荣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颁发的2006年度“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2006Interna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ward)。该奖项主要颁发给对公共行政学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其他国家的著名学者或实践者。2006年度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颁奖典礼于2006年4月2日在美国丹佛市第67届全国会议上举行。夏书章教授是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顾问。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包括主编)30余部(主要内容集中于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城市…     

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特殊维度——立足我国国情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思考

由于社会背景不同,因此,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我们应当在审视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把握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不同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特殊方面。这至少包括:为行政管理改革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突出服务职能,同时强化必要的管制;大力培育非政府组织;有限制地引入市场机制和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在促进规则制度建设的同时逐渐加大结果评价的权重;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又提升管理者的政治责任感。     

从“科学”到“哲学”:西方行政学价值研究的新发展

由于受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主流公共行政学在工具理性的导向下陷入了技术路线和管理主义的追求之中,形成了行政学价值研究的"科学"传统,使得公共行政学深陷于"内在逻辑困境"而面临着重重危机。在宪政主义学派的努力下,从新公共行政学派、黑堡学派对传统行政价值的反思,再到行政伦理学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学科的价值追求转型的作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政哲学作为一股新的学术力量在西方行政学界开始兴起,进一步地对公共行政的"技术内核"进行质疑与批判,努力呼唤公共行政的精神与价值,从而推动了行政价值研究从"科学路径"向"哲学路径"的转型。在哲学视野下行政价值研究趋势是:对行政价值逻辑生成的更具体探究,对行政价值范畴体系的更合理构建,对行政价值评价机制的更科学设计,对行政价值异化现象的更深入考察,对行政价值实现机理的更系统研究。     

公共行政中的“技术责任”

技术责任是公共行政学中的管理主义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但很少受到重视。通过属加种差和发生定义法两种方式对技术责任概念进行辨析可知,公共行政中的技术责任,就是行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为了提高政府能力和行政绩效,遵照一定条件及应用技术,以及按照一定标准、程序和方法明确责任、履行责任并进行责任评价,即技术应用的责任和技术性责任。其中技术应用的责任主要包括机械技术、办公技术应用责任和行政工具应用责任,技术性责任包括定责、履责和问责为主的整个责任管理流程。它与政治性责任、道德性责任共同构成公共行政中的行政责任。技术责任概念的界定将为丰富和完善责任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     

超越传统的“公”和西方的“公共”概念——中国政府需要实现的管理理念、目标和原则的重大变革

中国传统的“公”甚至改革开放之后的“公”，都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公共”概念。鉴于中国现阶段政府管理问题的特殊性，不仅必须超越中国传统的“公”，也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公共”概念及其理论。总体系统观和总体系统论，提供了克服传统文化、意识形态障碍和西方理论局限性的深化改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     

再看“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对“新公共管理”———这一早已引进中国的西方行政改革模式重新加以审视和解构。本文力求以新的角度再看“新公共管理” ,并结合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状况分析其主要观点 ,从而提出关于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建设性意见 ,旨在有力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当代公共行政改革实践与公共管理学科的崛起

当代“再造政府”的行政改革浪潮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体系,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崛起作了铺垫;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政策构成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三大支柱;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必须急起直追;开办MPA教育对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开拓创新、后来居上,具有催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