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中国地方行政沟通初探

本文在行政沟通理论领域中,首次对中国地方行政沟通作了探讨。论述了中国地方行政沟通的系统网络及地方行政沟通的意义,对地方行政沟通作了系统的专门的论述,突破了以往行政理论常常只讨论行政体系内上下沟通和部门间平行沟通的界限,提出了省级地方行政沟通的概念,并对我国省级地方行政沟通渠道作了实证分析,论述了我国社会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行政沟通的地位和特殊性,提出了实现我国地方行政沟通经常化、规范化、高效化的设想。     

“自我异化”与人的复归：“内卷化”的实质、成因和纾解

从"内卷"的文化样态来看,"内卷化"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存在状态,表达了青年的社会心态;从"内卷"的外在表征来看,它是当前社会发展的"瓶颈",表现出外部的无意义突破和内部的消耗;从"内卷"的心理投射来看,它是当前社会中非良性的内部竞争,导致了社会的群体焦虑。究其本质,在非良性内部竞争背景下,人们对于"自我异化""自我剥削""自我压榨"的主动选择是导致"内卷化"的根本动力,温和反抗的"佛系青年"、标榜不做异化工具人的"反卷青年"和安于现状的"躺平青年"成为软性选择下的无奈之举。因此,应优化社会环境,理性对待内部竞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强人文关怀,提高媒介素养,有效纾解"内卷化"社会现状,促进人的"自我异化"走向人的本位复归。     

新区与新城：权力演变及其互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视角

新区体制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在突破相对固化的行政体制中,新区体制具有政府与市场"共谋"的特点;新城体制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的要素综合,是政府与资本在城市扩张中新的结盟。当新区体制进入城市化阶段时,新区管委会逐步从政府派出机构演变为派出机关,并实现行政管理权力的扩张。从新区到新城的变化逻辑在于:新区启动了空间扩张,新城则主导了城市建设,新城管理的制度化使新区体制的内卷化成为必然。在新城建设中,对去工业化与新区合法性的讨论需要从公共管理的未竟任务入手:一方面,在高度开放区域,新区的功能体现为市场制度创新而非行政权力创新;另一方面,在低度开放区域,新区的功能仍然体现为政府的自我革命与市场制度的培育。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市场化改革

长期以来,政府对社会资源过度控制,行政规制和行政审批缺乏有效的监管和问责,行政机构臃肿,致使政府职能无限放大,政府效能持续低下,迫切需要进行政府市场化改革。政府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政府市场化改革需要多管齐下、协同推进,即内部外部共同运转,实现政府市场化运行;建立全息化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着力打造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互动,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     

试论行政管理体制的现代化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中国，政府的根本职责“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第240页）。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以政府行政现代化来保障，政府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则在于行政管理体制现代化。因此，研究行政管理体制现代化，对于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等均有积极的意义。行政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主要指在现代行政中确立科学管理观念与理论，建立新型的行政管理制度，采取现代科学管理方式等。行政管理体制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所追求…     

边疆治理现代转型: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首先应确立科学的推进策略并选择恰当的实施路径。从现代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角度看,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公共治理权力为轴心合理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边疆治理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的转型。为此,应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为边疆治理的现代转型打好社会基础。     

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行政逻辑的自主性辨析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实现经济转型,是"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基本前提和要义之一,也已成为当下我国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重要议题。本文认为,在此过程中,压力型体制下形成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逻辑中的自主性仍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显然需予以再定位。那么,地方政府的这种自主性何以可能?有哪些主要变量因素?其行政逻辑转型的目标模式又应是什么?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讨论。     

新时期行政改革的重点:创新体制 建设服务型政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改革不断推进。在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社会发展基本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过程中,实现了"基本适应"之后,行政改革依据新情况新形势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应将行政改革工作的重点逐渐从"破旧"转向"创新",即,当前行政改革要以体制创新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重点。     

社会资源的代际传承与阶层的内卷化

社会资源的代际传承与阶层的"内卷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导致阶层的"内卷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精英阶层的父代把自己积累起来的各类资源通过合法与非法的途径传递给子代时,就会出现阶层利益固化现象,从而构成一种不平等陷阱。因此,我们必须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通各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构建和谐的阶层利益关系,优化社会结构。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亲情"定位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律制度也随之完成其自身的现代性转型。法制的转型与变革,构成一幅正在进行中的法制现代化的画卷。"情理法",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惯性力量,在"乡土社会"中,它与国家制定法一道,调整、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理与亲情,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在同一场域内进行着相互追求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分配,"法律制度的亲情化"与"亲情的法律制度化"必将贯穿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始末。     

清末民初行政法律变迁中的二次阐释及效力:基于地方新政改革

清末新政框架下,地方自治兴起成为社会思潮。从法律领域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清末新政及其相关法律制度的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推进是复杂的。这个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中实际上出现了双重制度化倾向,国家推进与地方知识的二次解读导致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法律的实际运行无法回避地方性知识的二次解读。清末民初的地方行政法律改革中,国家制度化进程与地方重新阐释的进程并行,共同参与了地方社会秩序的实际建构。法律的"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构成的法律体系,双重制度化并行共存的过程,形成了地方社会的多重制度规范体系。     

监察下乡：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国家治理逻辑

"监察下乡"是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目前,民生转移支付、资本下乡和集体资产运营中的权力—利益网络都包含着较大的廉政风险,但是基层村社权力监督中监察职能的弱势与悬浮、公众参与的离散与缺席,却造成基层权力监督的弱化。在实践中,"监察下乡"包含着"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的双重逻辑,即作为国家建制的纪检监察机构对村社权力监督的强化,以及动员社会参与监督。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还面临着力量短缺、关系不顺、职责不清和参与不足等"监察内卷"困境,需从加强村社监察站队伍建设、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建立问题线索快速办理机制和建立以监察工作为核心的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予以突破。     

协同治理:“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软着陆”的实现理路

乡镇基层政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逻辑基点。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后,基层政权"悬浮"问题凸显,表现为"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下的权责倒挂、基层自治空间被"瘦身"下的治理合法性内卷化、治理资源配置"失调"下乡镇可持续治理动力不足等。协同治理对于推进"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着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应通过厘清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等协同治理实践来实现"悬浮"化基层政权的"软着陆"。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矛盾及化解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并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互相推进,但历史与逻辑的进程并不完全一致,主体也不完全相同,性质也不一样。因此,不能只从广义上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一体的,或者说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不能割裂开来,而应把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看作是一对文化矛盾并努力化解。     

简政放权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简政放权改革新要求也应该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求从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从集权转向分权、从礼治转向法治、从管制转向服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而实现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以此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切入点。可以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战略部署,简政放权以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旨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边界,构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还"利"于民、还"效"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以此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最终达到国家善治目标。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河南加快建设小康,我们如何做贡献——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包建民谈建设服务型机关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内容,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部署,深化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转型,建设服务政府。2003年以来,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通过"河南加快建设小康,我们如何做贡献"大讨论活动,强化"三种意识(责任意识、中心意识、自律意识)",搞好"两大服务(为经     

关于加强公众知情权保护的思考

知情权是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是政府管理部门与群众良性互动与沟通的基础。强化对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尊重,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参政、议政权利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政府部门与公众间的和谐,有助于使行政相对人更好地履行社会监督职能,从而促使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与执政能力。结合我国当前信息社会发展的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知情权问题,从"顶层设计"与"微观对策"等维度给予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