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工半农”结构的社会功能——基于晋北Z村的个案分析

我国农村家庭普遍存在的"半工半农"经济模式根源于城乡二元分治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代际分工结构。一种社会结构必然有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功能。"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大致有实现农民的再生产、实现相对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护城乡社会的稳定、增加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等四个方面的社会功能。正是因为这些功能对个体农户家庭和我国总体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因而,我国社会若要在稳定中寻求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这一结构的优越性。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就业政策选择

城市化进程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农民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因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制度的不完善,又给农民的流动与就业带来诸多困难和问题.从长远讲,城市化能够实现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积极推进城市化也能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社会发展的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但也必须克服城乡间体制、制度性壁垒和政策缺陷,完善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制度,解决农民自身的思想观念、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等方面的不适应问题.     

制度变迁中农民土地权益嬗变研究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走过了土地改革、集体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较长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中具有诱致性变迁特征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在农民自发要求下形成的,强制性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民的意愿和利益.土地改革时期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民获得了除土地所有权以外的绝大多数土地权益,产权的激励作用得以彻底释放并达到空前最大化.伴随土地流转的日益增多,土地发展权成为从原有权益基础上派生发展出的新权益,是农民分享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设立和尊重农民的土地发展权,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开发制度的需要.我国未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突出尊重农民的土地发展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绩效.     

推进农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锡文、韩俊发表文章,提出了推进农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政策主张。他们指出,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障,是农村长期稳定的基础。家庭承包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对于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和集中问题,必须从大多数农村的现实状况出发,慎重对     

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1978年实施以来,已经在中国农村实行20多年了。其在实施的过程中,既发挥了 巨大的前期制度绩效,同时随着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当前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走出 困境的关键是在更高意义上实现农民与土地的分离。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整合农民模式的演变与重建

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始终伴随着对离散的农民或村落的整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农民的整合模式先后经历了集权化集合和民主化集合,逐步实现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正常化。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日趋原子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乡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国家必须注重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实现对农民的组织化整合。     

关于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重要意义

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以及最低的社会成本出发,一种既能充分肯定农民的土地产权,从而保证个人的持久激励,又能实现土地经营权的平稳过渡和适度集中,还能维护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实现党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的稳定和进一步完善的制度创新,成为21世纪我国农村改革的方向选择。即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民变股民在我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应运而生。 所谓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民变股民,不是号召农民去炒股,成为股票市场上的职业股民,而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农业经营方式,即在明确农村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家庭承包权、     

法治下的农民政治参与与农村社会稳定

本文从农民政治参与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出发,阐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实现农村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完善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制度的基本思路。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创新研究

当前,随着社会结构急剧变革和城镇化、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我国社会的老龄化不期而至,而农村老龄化更甚于城镇,农民社会养老制度的构建已刻不容缓。积极试新农保,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替代传统的家庭保障、土地保障,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新农保试点过程中,适时引入资产建设理念,以＂个人发展账户＂来充分放大个人账户功能,既能为参保个人带来诸多便利,也能够为经济建设注入资金。同时也简化了许多可有可无的制度累赘。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本分析和理性思考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为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渠道。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中的无权地位,使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甚至以上访、自杀、暴力抗争及有组织抗争等方式来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代价、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也严重影响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理清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畅通农民制度内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有效性,降低农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城乡统筹发展下对农民权益的平等性保护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城乡统筹是科学发展观中的五个统筹之一。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其切入点就是加快城镇化,而"乡下人"的"市民化",岂是一个城市户口了得,必须在政治参与、受教育以及财产等方面对农民给与平等对待,通过智性的制度安排,渐次消除"城乡二元"现象。     

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农村和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学理论思考

独立性、封闭性、落后性是传统农村与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只有逐步改变传统农村和农村经济所固有的上述特征,不断调整历史上形成的城乡经济社会分割格局,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作为各自独立的城市系统与农村系统所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并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城乡一体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城市化应当是推动农村发展的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当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     

Governing a consensus democracy: The interplay of Pillaris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part from a static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al blocks erected for a certain purpose, pillarisation might also be viewed as a dynamic process accommodating not only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ings, but also varying regional, local and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part from being a sociologi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pillarisation for a long time fulfilled important public administrative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within and for Dutch society. Apart from being a top‐down vehicle for separ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pillarisation can also be seen as a polycentric or ‘bottom‐up’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 which a variety of executive agencies, quangos, and other functional professional, local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s are being co‐ordinated, integrated, guided and controlled. By seeing ‘pillarisation’ as a dynamic form of network management, the question arises how ‘depillarisatio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system of intergover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Netherlands. More, rather than less historical knowledge of pillarisation is needed, not for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questions, but for grasp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Conditions of cultural citizenship: intersections of gender,race and age in public debates on family mig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problem framings in public debates on family migration in Finland.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less-examined category of age and how it intersects with gender, race and religion. We examine the discursive context within which parliamentarians and the media negotiate questions of migration policies, belonging and citizenship. Our analysis identifies problem framings by combining frame analysis with the ‘What is the problem represented to be?’ approach, which understands policies as problematizations. We found that the debates held up the rather common notion of vulnerable women and children as groups that tighter family migration policies protect. The debates excluded certain racialized migrant families from cultural citizenship. Simultaneously, however, the public debate ‘whitewashed’ other families to make them suitable for inclusion. Here, the right to care for elderly family members played a central part in negotiations over cultural citizenship.     

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长兴县的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中,政府必须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而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又负有最直接的责任。浙江省长兴县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基本经验是:政府必须承担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责任,通过建立领导机制、政府体制创新等有效地整合资源、制订规划、组织实施;政府必须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治理和保护农村自然环境、建立健全医疗、养老等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重视社会力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创精神和权利,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互补、合作的良好格局,合力解决实际进程中的困难;政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订并实施基于当地现实、适应当地现实、全面、渐进解决当地现实问题的公共政策。     

从城乡关系演进规律看农村社区管理城市化的必要性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城乡统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关键要克服我国二元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城乡管理体制严重脱节的问题,即实行城乡统筹.结合国际发展经验,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管理机制的城市化,才能将城乡统筹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才能有效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我国农民工问题探析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肩负着建设城市和繁荣农村的双重任务，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善待。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到了为农民工“正名”。真正把他们纳入工人队伍，善待他们、给他们以相应的待遇的时候了。     

如何依法培养我国的新型农民

在当今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时代背景下,培养我国“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也应该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我们应在农村大力实施“五五”普法,树立和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实施《职业教育法》,锻造农民的就业能力;施行《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可再生能源法》,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高农民的自治能力;严格推行《义务教育法》,培养新型农民从娃娃抓起。     

发展型福利模式下的中国养老制度安排

养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核心命题。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的养老制度安排不应是应急策略,还必须考虑到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发展型福利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养老制度,试图为实现养老政策的发展型转变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发展型福利模式强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整合,重视社会福利的生产主义特色,并致力于推进福利主体的能力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构建中国的发展型养老政策应首先重塑养老制度安排的价值立场,协调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的关系,并由此在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基础上推进老年福利的适度普惠性、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促进老年人口参与发展过程、增进对未来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关注家庭能力发展在养老可持续性中的作用。这些分析对于政府审视现有养老制度安排,并合理选择养老政策改革的切入点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设立城市现代化指标的若干问题

现代化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范畴，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实现标志主要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结束，并包括生活质量、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内容；设立城市现代化指标，一个重要原则是注意城市与国家的区别，同时还应注意指标的可比性、城市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比值的大小、城市自身的特点、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指标的可操作性。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和非农化水平是反映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三项基本指标。